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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
对话
民营经济一直是野生动物
记者:郭小为 2013-09-12

【编者按】

魂”在八十年代,“头脑”在九十年代,“身体”在新世纪,这是中国人的“三段论”。八十年代回不去了,正因为回不去,才越发地想“家”。如果把八十年代比作故乡,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异乡人,又该向何处去?


不久前,《新周刊》对王志纲先生就“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话题进行了专访。在王志纲看来,八十年代固然有着很多美好的记忆,但生命即是当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珍惜现在,活出自我的价值。编者特将专访全文推送,以馈关注。


人物简介:

王志纲,1955年8月出生于贵州,1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系,集学者、记者、电视人、策划人于一身,现为中国民间战略智库王志纲工作室的创始人和领导者。1982年至1984年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85年至1994年任新华社记者,主要担负国家宏观重大经济题材的调研和报道工作;从1992年开始,王志纲介入电视领域主持拍摄多部大型电视专题片,其中《大潮涌珠江》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的民营经济,有着深刻而细致的记录。1994年下半年成为独立策划人。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1998年被推选为贵州省政协委员;2000年和2001年应邀担任广东私企商会和广东工商联直属商会首席顾问。主要著作有《谋事在人》、《找魂》、《第三种生存》、《重整河山》等。


新周刊:在80年,得益于政策开放,一批民营经济走出来了,在你的经历中,你对那时的沿海民营经济整体的印象是什么?

王志纲:80年代,民营经济在沿海,有几个关键词,第一是草根,第二是搵食,同食同煲,第三是外来妹,北妹,农民工。80年代沿海以广东为代表,市场经济初现端倪,草根几乎成了所有体制内的人的业余选择。最早是工程师,乡镇企业起来了,没有人才,没有知识,体制内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等,就通过周末到珠三角的民营工厂里帮忙,回来的时候拿点土特产,拿点红包,帮补家用。刚开始偷偷摸摸的,慢慢这种风气开始延续到更广阔的层面,一些胆子大的人开始办公司,收中介费。到八十年代中,草根搵食的现象就更加普遍了。


新周刊:为什么会这样?


王志纲:原因很简单,当时整个中国开始探索改革开放,探索市场化的道路,但出现了双轨制,体制一统天下不可能了。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概念,体制外在农村就是乡镇企业,在城市就是个体户。体制内出现了一批精力旺盛的,极富创造力的人,开始把自己的能力在体制外发挥。另外就是广东出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民工潮,改革开放从沿海开始,国外大批的订单开始进来,这时劳动力就缺乏了,人口红利开始呈现出来。当时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广东,当时有句话叫“东西南北中,发财下广东。”与现在不同,那时到广东打工是要走后门的。


新周刊:那时人们的思想也发生急剧的转变了。


王志纲:对。伴随经济发展连社会风气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那时出现了“裤袋松一松,胜过一月工”,“一人脱裤,全家致富”等80年代的语言,其实说的就是妓女,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下,拜金主义盛行,其他的都是扯淡,什么都可以买卖的,性也可以买卖。

新周刊:那个年代的思想是很蓬勃的,开始显现出这种多元性。


王志纲:应该说是年轻的时代,那时的中国但凡是热血澎湃的人,就像当年投奔延安一样,都会跑去沿海,去改变命运。中国的年轻人都不满足于沉闷的生活,他们希望燃烧自己、释放自己,这个时候广东等沿海地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新周刊:在您很多的报道、文章和纪录片里,都采访了很多民营企业家,你认为时代在他们身上烙下的烙印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和今天年轻的企业家有什么不同?


王志纲:最大的不同,是那个时候广东的企业家都带着镣铐跳舞。当时我报道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企业家,大多数是国有的,像健力宝、白云山等,他们最大的优势是带着镣铐,但会按着市场化的鼓点跳舞。他们很多地方都有风险,打插边球,都是天生的冒险家。事实证明,十年二十年后,他们都谢幕了,谢幕后结局很悲惨,甚至被判刑,死掉了。那个时候体制内的企业家,是两栖动物,一边在体制内,一边在体制外,两边都在玩火。现在的企业家和他们比,已经没有了很多羁绊,想怎么跑就怎么跑,甩开膀子捞钱,不知要幸福多少倍了。


新周刊:在那个年代,沿海经济也发生了一些乱象,比如像震惊全国的海南汽车倒卖案,对这种在特殊年代下的乱象和曲折,你如何评价它?


王志纲:这是整个中国一下子走向市场化探索道路的时候,由于很多游戏规则不完善所产生的。问题是,所有的人做企业时,都需要原始积累,就是第一桶金。当时中央给政策,不给资金,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包括走私。但走私有个量变到质变的问题,有的人在那里控制得好,是“温和的走私”,在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不危害社会的范围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的好听点叫给政策,利用双轨制来赚钱。


但你说的海南走私,它是最后控制不住了,变成全民走私了,什么人都参与,最后直接影响到政权的稳定,所以它最后出事了。整个改革开放都是在探索,在是与非,模糊界限中摸索着过来的。聪明的人踩线不越线,就算是走私,也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愚蠢的人就越界,最后得出来收拾残局。这样的原始积累确实有争议,但是在经济开始增长的年代,它是避不了的。


新周刊:那个年代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意义是什么?


王志纲: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的伟大,就在于它释放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松掉了捆绑在每个人身上的绳索,不管你是贩夫走卒,还是农民兄弟,还是体制内谋生的知识分子,都叫你甩开膀子,按照勤劳真诚的态度去努力燃烧和释放自己,你就会充分的释放自己的价值。这就是市场经济最大魅力的地方。而在此之前,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排排坐,吃果果,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在市场经济下,至少在这个层面,每个人在竞赛场上都能平等地竞争,这就是市场价值的意义。

新周刊:据你的观察,民营经济下一步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王志纲:民营经济是中国历史上遇到了重大危机,被迫释放出来的怪胎。按照我们原来的理论,它就是怪胎,但是没想到它占据了半壁火山,而且成了经济主流,所以让共产党内的明智的力量,认识到中国必须充分尊重民营经济,中国必须走市场化道路,而市场化道路的主力军就是民营经济。


走到今天,34年下来以后,我认为下一步,只要日子好过,上面就会打压民营经济,然后让央企、国企扶起;日子难过,就会让民营经济来救苦救难。下一步中国会遇到很大经济上的压力,政治上的压力,这些压力会让这些从来不唱东方红,只唱国际歌的民营企业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从这个来讲,我对中国的民营经济是持非常看好的态度,因为它本身就是野生动物,就是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