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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
王志纲:把生活变成交响乐
《新周刊》肖锋 2014-05-26

【编者按】:对于生活,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无所谓对错。有的人以家国为己任,期许庙堂之高;有的人放浪形骸之外,向往江湖之远。


那以“生活家”自居王志纲的对于生活又有何高论呢?请看近期《新周刊》的专访。


做智库让老王找到了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的“第三种生存”法,既要拥抱市场经济又能当生活家。


“我就是生活家,典型的生活家嘛!”老王倒是毫不客气。


采访安排在朝阳公园东侧一个会所里。京城总是不乏此类场所。他开口就说,“一会儿有两位老板来,这个会所是我其中的一个小兄弟开的。‘小燕子’赵薇也有一份。”


采访过老王几次,此次依然谈兴甚浓,兴奋处依然是把手一挥,做领袖状。老王就是老板们的“领袖”,民企老板问计问策,求智若渴。但这次老王要谈的是生活。


什么是幸福?他概括老板们“上半辈子要活出个人样来,下半辈子要活出个人味来”。他带他们打球,带他们出国游学,教他们摆正生活与生意的关系。网传对联“三千年读史,尽是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是王志纲为其成都书院所作,不少人以为系南怀瑾先生之作,被批量转发。窃以为,多数人怀诗酒田园之心,奔功名利禄之途。


老王概括目前的生活状态为“全球出差,全国上班,候鸟式生活”。昨天刚在上海开完民企论坛,今天在京接受采访,明天赶往成都王志纲书院,一帮老板们在那里候着呢。


上次《新周刊》采访他说老王活了“五辈子”,当过记者、策划人、老板导师、书院院长等,他哈哈一乐说:“我现在把生活变成交响乐了!几辈子混在一起过。”看来他最想过的还是生活家。谁不想?


相对长寿者和有钱人,王志纲自有自豪之处:我的一天估计会胜过许多人一辈子。什么叫幸福?一个人有限的生命要享受无限的生活。广西巴马老人活百岁有啥意思嘛,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却活得很精彩。生命是比宽度不是比长度的。而老王既要追求生命的宽度也追求生命的长度。


生命是个体验,体验无限丰富性。所以他讨厌住五星级酒店,那是标准化的生活,他更喜欢私人订制的样式,每间房子都不一样。他喜欢杭州安缦酒店,各有洞天;喜欢上海英国商会改造的酒店,远眺浦东浦西,钟声、汽笛齐鸣,倍有历史感。


老王阅老板无数,但发现中国顶级富豪中会生活的不多。发财了还是不改老农民本色,往往是满桌的鲍鱼龙虾,他红酒一杯、烟一支,突然“叭”吐一口痰……


一次到某富豪家吃饭,一盘萝卜,一碟小菜,一点土猪肉,老板笑称:除了酒,都是自家产的。老王赞:嗯,这个老板会过!


王志纲当前的节奏是:每天四小时打球,三小时读书,只有两三小时给老板们——读书永远是他至爱。纸媒是精英媒体,网络是屌丝媒体。不是吗?


让老王去读书,老板们去读老王好了。


所以无论到哪里,只要老王提出要求,老板们都会设法满足。好酒好菜,高尔夫球场,间或听他高谈阔论,不甚快哉。


采访结束,某老板拿来北京延庆某项目,老王建议搞个农耕文明的游乐区。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互联网文明,中国人急匆匆走过三十多年,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农耕乡愁。《舌尖上的中国》暴火就是缘于人们的(饮食)文化乡愁。以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去判断一个项目,这是在做填空题,这是一种大思维、大循环。我想,这就是王志纲工作室的套路吧。


到目前为止,王志纲工作室已完成一千多个成功案例。“一年两年成功算是运气,三年五年还成功那是能力,十年二十年还成功那就是传奇喽!”做智库让老王找到了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的“第三种生存”法,既要拥抱市场经济又能当生活家。


人都有愤青阶段。老王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到为政商权贵做策划,这个转化是如何实现的?


这也是老王与老丈人争吵几十年的主题。老丈人如今年届九十,十年前赠老王一首七律《戏赠志纲》,最后两句是“人生路险宜韬晦,莫学淮阴自诩功”。这首诗老王一直挂在客厅告诫自己。

从13 岁出来混社会当泥瓦匠改造自己,到从一个场子奔向另一个场子当食脑大师(食脑系粤语即靠脑子吃饭),老王应未忘本初。一千多个成功策划案如过眼云烟,最好的策划,倒是他的人生——早在20 年前就把自己想明白了。想得明白、说得明白并且做得明白。


羡慕吗?人各有命吧。


现在有钱人穿金戴银,那是给别人看的,不自在、不放松,根本称不上生活家。真正的生活家追求自己舒服。


钱是得有点,但太多了不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霍英东时得着一句话“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仅三餐”,触动很大。有了钱就造,那是炫耀,真正的生活家追求低调的奢华。第二有点闲。整天忙得团团转,打个高尔夫嫌浪费时间,那叫什么生活?第三得有点爱好,哪怕打个网球呢。最后有点权,权威的权,这样好安排自己的生活(又不影响生意)。在中国,总经理不能打高尔夫,那样会把生意打垮。总经理可以打网球,有利于锻炼;老板可以打高尔夫,有利于决策。生活家的门槛并不高,只要衣食无愁都可成生活家。在丽江大理弄个小院子,就是生活家。成都人民乐天好耍,也是生活家。成都人民打通了生死文化,汶川大地震后他们酒照喝、歌照唱、麻将照打,对待生死,有点像庄子的“鼓盆而歌”,看通了。中华民族的绵延兴盛与这种精神有关。


比如成都人的“傻儿文化”,再苦再累都能自娱自乐,这个民族就是这样生生不息的。“傻儿文化”在巴蜀很流行,有“傻儿火锅”,还有《傻儿师长》。傻是装傻,和“方脑壳”不同,“方脑壳”是一根筯。


生活家有四个标准:有点钱,有点儿闲,有点爱好,有点权。


你问我理想人居呀,“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什么“云深不知处”,那是文人字画中的世界。生活家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向往古代人居,又不能完全回到过去。否则连上厕所蚊子咬屁股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只要我还走得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季节,最好的生活方式。夏天一定选云贵,冬天一定选海南,春秋一定下江南。北京和深圳只是我事业的起降平台。很多老板都羡慕我这种候鸟式生活,能够主动选择生活方式。所以我坚决不搞实业,不想被实业绑定,不想像老板们那样整天跟官员打交道生活为大。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很多老板邀我入一股,他们不理解老王。他们以为钱多就是大道理。他们哪里知道,追求生命的宽度才是我的最高原则。很多老板喝私人订制的茶或酒,穿名牌、开劳斯莱斯,但他们在对生命宽度的理解上比老王差得远呢!


15 年前,我打完一场高尔夫后赴一个老板的聚会,别人都至少是宝马奔驰,我是一辆商务车,但见老板一步上前握住我司机的手说:“王大师,久仰!久仰!”他哪里知道“王大师”是一副农民样!


他们只是在品质阶段,还没有进入品味阶段。品味阶段的标志是什么?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要求打领带的活动我一概不去!


世界上有两种生意人,一种是懂生意不懂生活,钱再多还是土豪,另一种是既懂生意也懂生活。后一种人是极品。巴菲特是世界顶级富豪,开个小车,弹个小吉他,他的投资让成千上万人受益,这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才是大生活家呀!


我13 岁那会混江湖,见到父亲躲得远远的。父亲被打倒了,我不但沾不到光还怕惹上麻烦。父亲曾是学校校长。后来从那些受父亲好处的学生嘴里了解了父亲。父亲给他们教诲,在困难中帮过他们,甚至把衣服脱下来给贫困学生。“你父亲可是个大好人啊!”这就叫家风。


现在,我们看下一代,看上一代,要放到历史长河中去看。“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一代人不可能重复另一代人。“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过一百年评价毛泽东恐怕是另一种评法。


我们总认为今不如昔,总认为下一代是垮掉的一代,但历史总是证明垮掉的一代会超越前人。历史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


过去我总是担心我的两个儿子,现在发现这两个小子可以啊!他们可以教育我了,比如嘲笑我的随意性,说顶层设计缺少科学证据,后来觉得他们是有道理的。他俩自己的事也不需要我参与。我说你老板的老板都要听我的。可他们就是要“去王志纲化”。他们也是生活家了,不会埋头傻干的。


高考恢复后我们一家四个孩子同时中榜。家族是有传承的。我的外甥女在海外长大,如今在牛津读英国文学。


生活是种体验,幸福是种感觉。


我其实不只五辈子。已经是若干个王志纲了:第一个是学者,做了两年的学问;第二个是记者,当了十年新华社记者;第三个是影视制作人,做了五六个大片子;第四个是房地产策划人;第五个是城市战略推动者;第六个是区域和产业整合者。现在有了第七个,参与国家战略,包括整个中国的沿边开放;第八个是老板们的导师,书院院长;第九个是生活家……


只要我能动就一定不会呆在一个地方。终老之地肯定在中国,在山青水秀的地方,肯定离不开高尔夫,肯定离不开书院—— 除成都外,山东曲阜、重庆、黄山方面都要我去建书院。


我与老丈人争论了三十年。老人家曾对我说过三句印象深刻的话。第一句是“知识”分“知”和“识”,当今许多知识分子只是“知道”(充其量只是个知道分子),而缺乏“见识”。你在“见识”上有独到见解,在“知识”上还不够。我认可这个判断,这辈子做不了学问,用见识去实现一番自我价值倒是有可能。第二句话是中国始终要实行市场经济,你从对市场经济鼓与呼到跳进去置身其中,这是识时务的。第三句话是老人至今耿耿于怀的,就是说我不要只知道帮助富人而不帮助穷人。我的辩解是:“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老板们就是火车头,一个企业有一万人就能解决一万人的就业。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让我去做慈善是牵牛尾巴而不是牛鼻子。


老人家赠我的“人生路险宜韬晦,莫学淮阴自诩功”这首诗一直挂在客厅上。


(作者肖锋,原文刊于《新周刊》第4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