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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记
话说广东人
梁绮琪 2015-09-06

编者按:近日,智纲智库广州战略中心小伙伴随老王考察广东惠州香溪小镇策划项目,一路聆听老王谈及广东历史与文化的来龙去脉,深感中华文明的深厚与久远之余,整理其精华形成此文,与读者分享。


“魂”乃地域之独特性所在,是长期在特定历史浸淫下形成的文化个性和精神气质。从某种程度而言,每一个地域都是历史共同体,是社会互动集体性的表征。其地域文化特性来源于集体,来源于生活在当地的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


因而“找魂”便意味着追寻历史,了解当地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重新梳理和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的本质问题,以期能够“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解码地域文化,并将地域文化底蕴注入到项目策划过程中。


解码地域文化,王志纲先生一般喜欢从“嘴尝市场”开始,也就是当地老百姓吃的、喝的、住的、说的方面着手,从民俗、凡人小事、生活场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切入,追寻历史,整体思考,了解本质,从而把握当地“地情、人情、风情”。


此行,王志纲先生考察的香溪小镇景区位于广东省惠州龙门县。香溪河是增江上游,增江流域是广东省地区最主要的广客杂居区。


香溪小镇位处龙门县南部,靠近增城区,是广客文化融合的典型区域。景区内的功武村古堡正是呈现了广客两系文化融合的地域性特征。村落为广府式客家围屋,融合了客家式围楼布局和广府式梳式布局。



功武古堡


村落内部为广府系村落的梳式布局形式,村里的民宅都像梳子一样南北向排列成行,且民宅均为独户建筑,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与村落内部开放的布局形态特征相差甚远的是,功武古堡的外围是高达两层的围墙,围墙上还有射击孔,呈现的是防御性较强的封闭式客家围楼的形态。


为何自由开放的广府系村落却表现出客家围屋的防御性特征?客家围屋与中原坞堡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广府民系与客家民系在历史上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关系?广东的三大民系是如何形成的?


香溪河畔,听王志纲先生娓娓道来。



溯源岭南开化史


岭南地处我国南疆边陲,北隔五岭(大庚岭、越城岭、骑田岭、都庞岭、萌诸岭)、南阻大海。在交通落后的古代,横亘的五岭山地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巨大屏障,因而,岭南远离中原的政治经济中心,基本处于隔绝封闭的状态。当地只有岭南土著古越少数民族生存,与中原汉人几乎没有交流。


秦以前,岭南基本上是在中原政权之外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秦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赵佗率五十万大军南下征服“百越”,赵佗征服百越后,与大军留守百越,并将行政中心选定在珠江口以北、三江汇聚、背山而面向珠三角平原的“番禺”(现广州越秀区),因此,广州的建城历史已有两千多年。



由此,越汉杂居的局面开始形成,南下大军成为了岭南地区最早的一批汉民。汉民为落后的岭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为汉民族南迁创造了必要的基础条件。楚汉相争之后,赵佗割据岭南,渐渐夷化,自称是“蛮夷大长”,在番禺自立为王,并将其控制的两广地区及现越南北部称为“南越国”。此政权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代。到汉武帝时,中原稳定,武帝遂派大军南下歼灭了“南越国”,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和控制,并将岭南行政中心由番禺迁往了两广交界处的肇庆封开县,至此封开县城被命名为广信,寓意汉武帝“广布恩泽”。其后广信成为岭南行政区分水点,广信以东为广东,以西则为广西。封开县城是四百年汉朝时期两广地区与中原交往的中转枢纽,因此有肇庆封开是岭南文化的起源一说。


为何南雄珠玑巷也被称为岭南文化的起源?它究竟承载了一段怎样的历史?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阶级斗争激烈,民族矛盾复杂,战乱频频发生。岭南地处偏远,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加上岭南社会经济落后,开发潜力大 , 因而成为北方人口逃避战乱的理想场所。翻越大庾岭是当时进入岭南地区最主要的南北通道,地处大庾岭南的南雄自然成为南下移民的集散地。但南雄毕竟是山区,自然条件不如珠三角平原。北方南迁的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在珠三角筑堤开荒,之后进入南雄的移民便逐步向自然条件好的珠三角区域转移。



因而,南雄珠玑巷成了岭南人的精神故乡。有诗曰:珠玑巷的根连着黄河、长江,珠玑巷的枝叶遍布岭南,遍及世界。



话说岭南三大民系及方言


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为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在岭南传播做出最为直接的重要贡献,并逐渐形成今日的广府、客家、福佬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三大民系是不同时期、内地不同地区的汉人南迁的后代。因而,广东三大方言都来源于古代中原,保留了中原古汉语的特征。


随着不同时期的人口迁移,广东形成了三大具有地域差异性的方言:粤语,客家话以及潮汕语。其中粤语可谓之“唐音”,这里举一个通俗而明显的例证就是,如果用粤语朗读一些唐诗,则会发现非常合辙押韵,如唐代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在粤语里“流、楼”是同韵母的,符合绝句诗词第二、第四句必须押韵要求。但普通话里这两个字就又不同韵了。现有明确史料早已论证粤语承继秦汉时期的古汉语,最终成熟于唐宋。


粤语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首先,在秦征服“百越”之际,征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到岭南做“垦卒”。这些垦卒“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交际必须使用雅言(雅言为古代华夏的主要语言,是粤语的起源)。但当时南下的中原人士也仅仅是在屯田的内部范围内进行交流,并未扩散到岭南的广大地区,古越语和雅言还未发生大范围的融合。


到了汉代,汉武帝在岭南地区加强了管理和控制,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东汉撤交趾刺史部设交州,交趾刺史部和交州的治所大部分时间设在广信(今肇庆封开县),且广信还是岭南早期的商贸重镇。因而中原传入的雅言通过政治和商贸活动而逐步通行于这一带。雅言首先在广信使用。粤语便萌芽于“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的岭南首府——广信。在此之后,粤语的发展随权力中心之转移而逐渐向西江下游广府珠三角挺进。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汉人南下,所置州县空前增多,古越人汉化继续加快,一方面岭南越语与北方汉语继续融合,另一方面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南下汉人所使用汉语与中原和北方汉语随着时间推移距离越来越远,变异日益增多,终于脱离母语,自成一体系,粤语方言大抵在这时形成。


到了唐代,社会稳定,人口迁徙数量减少,岭南地区的粤语方言也进人稳定阶段。而到五代十国时期,岭南为南汉政权割据,与中原和北方联系减少,反而加速了粤语方言的独立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受到西厦、辽、金、元等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占领,汉语开始胡化。南宋之后的中原汉语,音调大为减少。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古汉族是男耕女织的农耕型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是近距离长时间地面对面交谈,而当时的“文言文”都是很简短的,所以需要多达九个音调,这样保证了大多数字之间的读音都有差异,从而不会有过多的“同音字歧义”,所以能够在简短的语言内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而北方少数民族很多时候是坐在马背上较远距离地沟通交谈,所以音调必须最少,仅有四个调,这样才能达到不同音调之间差别很大,让较远距离的人都能听明白发的是什么音调,因而,胡化之后的北方汉语音调大为减少,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今天所说的普通话。


反观粤语,由于宋代封建统治者推行“强干弱枝”政策,岭南土著与汉人之间产生了更多隔阂,其结果反使唐代稳定了的粤语方言,脱离了原来汉化轨道,朝着与中原和北方汉语偏差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在原来汉化基础上重新大量吸收古越语成份,从而形成定型的粤语方言。


南宋

南宋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而引起的长时间战乱,再次引发了历史上中原汉人第二次大规模南迁广东,这次的汉人南迁一直到清朝初年才结束。而当时广东平坦地区已被广府人以及潮汕人占据,客家人只好迁于山区或丘陵地带,也就是粤北粤东地区。故有”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之说。因而他们被称为“客家人”,即 “客居他人地方的人”,他们所说的南宋中原汉语就被称为“客家话”。


由此,客家话又被称为“宋音”,用客家话朗诵宋词可谓朗朗上口。客家人有强大的内聚力,在举家移民到达新居地以后,为避免与当地人发生矛盾,防御外敌以及野兽侵扰,适应山地的居住环境,客家人都尽可能的聚族而居,以致形成了带有中原坞堡原型的,极具防御性的围龙屋、四角楼,走马楼等客家特色建筑。由于客家人内部聚合,与外界交流甚少而,语言变化不大,因而客家话最大限度保留了当时的中原古音(被称为“宋音”),客家人所聚居的地方也成为了“方言孤岛”。但广东客家人毕竟经历了与广府人、潮汕人交相杂处的漫长历史过程,其语言不可避免地会互相影响,以致形成了今天的客家话。



中原坞堡



在广东三大方言里,客家话与普通话的差异最小,而潮汕话则与普通差异最大。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社会动荡不安长达16 年,西晋迅速灭亡,中原大乱,北人纷纷南逃。中原和江浙一带汉人大量迁人福建晋江地区,成为闽人主体,他们带来河南中州的中原汉语与中原文化。在经历与当地汉人及其他土著民族语言接触后,渐渐形成闽方言。唐代诗人张籍在《永嘉行》中所说的:“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说的便是当时的社会状况。大抵到唐代, 闽方言在广东已经定型,被称闽南方言,即福佬话或潮汕话,形成时间晚于粤语方言。


因而,广东潮汕方言承继魏晋时期的古代汉语,是广东三种方言里最古老最复杂的方言。对于这一点,潮州话里大量独特而罕见的古语词便是直接而强有力的证据了。如普通话里的“眼睛”,粤语和客家话都称为“眼”,潮汕话则称为“目”,显然“目”字比“眼”字更古老。铁锅,粤语和客家话都称为“镬”,潮汕话则称为“鼎。



语言和建筑属于文化范畴。人们每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很容易觉察到语言景观差异和当地的建筑特色。方言的地域差异和村落建筑特点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空间过程,反映的是迁徙、流动、繁衍、定居的人类发展基本模式。



百万移民下珠江


自古以来,岭南地区稳定的政治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吸引着逃避战乱的北方移民南下定居。岭南地区不仅物产丰富,其独特的半封闭半开放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开放包容的岭南文化和岭南人先进的商品意识。


上世纪80年代,凭借毗邻港澳和临海的优势,广东吃了改革开放红利的头啖汤。工业化浪潮在珠江三角洲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椰林稻海上,梦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气势恢弘、神情冷漠的工业厂房,钢筋水泥吞噬着良田沃土。珠江三角洲劳力不敷使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大流动出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少男少女,带着玫瑰色的希冀,携着城市梦,告别父老乡亲,投入珠江三角洲的宽厚怀抱。


当时正值国际经济结构出现新的一轮大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三来一补”企业从香港转向了珠江三角洲,进入“三来一补”企业打工的百万“移民”便是造成这繁荣的重要力量。



顺德首家“三来一补”企业


车如流水、城市不夜、灯红酒绿、繁华兴旺、挣大钱……这些都是百万移民追逐的广东梦。尽管一天工作超过12小时,缺乏基本的劳动保护,但劳工们仍然坚持着。因为这里是中国先进工业文明的地方,若回家乡,那就意味着回到落后,回到原点。


既然选择了出去,必定得光荣的回去。在珠江三角洲打工的外地人,通常月薪在120~400元之间,还能拿到超产奖、“红包”、加班补贴等,许多工厂还实行伙食免费或补贴。因此,打工者大部分收入都比在家乡干活高。对于出来闯荡的年轻人而言,尽管有诉不完的苦和累,但只要能迅速脱贫,也总比留在家乡守贫好。这是当年百万移民大军的心声。



“三来一补”企业生产现场


因此,能在珠江三角洲熬下去的年轻人都拥有自强不息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其中最坚定、最吃得苦的,是那些没有政府组织、保护、自发流入的散兵游勇。为了脱贫致富,他们义无反顾的投入了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潮流当中。或辛酸,或劳累,或增长才干,或赚了点钱。他们前进着,犹豫着,矛盾的现实让闯荡的年轻人愤怒而又趋之若鹜,苦恼却又不愿撤离。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隐藏了多少个体辛酸奋斗的故事,多少鲜活的矛盾斗争戏剧。与其说是不可回避的历史潮流选择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选择了改变命运。


如今,珠江三角洲出现劳工荒,企业间上演“抢人大戏”。百万劳工返回家乡再创业。一些打拼成功的,早年在广东积累了原始资金的年轻人终于得以圆梦;一些拼出了社会地位、脱颖而出的外来务工者则留在了广东;一些没那么幸运的打工者则至今仍在苦苦奋斗。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身份户籍的差异,享有权利的不平等,造成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难以逾越的鸿沟,也推动着城乡人口的流动。


如今城市反哺乡村兴起,农民工回乡创业成为潮流。在新的历史趋势下,他们的命运又将面临怎样的发展?




人口的迁徙、流动、繁衍、定居过程就是一部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它孕育了一些文化,繁荣了一个地方,丰富了个体的生命,创造了或是惊叹或是唏嘘的历史。过程夹杂着矛盾,斗争,融合和发展。拭去历史的灰尘,便会发现,那些浮光掠影的过往,或是激动人心,或是让人流泪。一块青砖,一声问候,便是隐藏了许多历史往事。


驻足历史古村,把玩时光,追寻历史。无论是语言景观还是建筑景观,都向我们娓娓道来当年的故事。习以为常的存在,多用他者的眼光审视,便会发现精彩的“新世界”。看待事物的发展,若不用追根溯源的方法,便不能达到融会贯通,一脉相承,也无法形成系统性的思维。


把玩时光,追寻历史,便会发现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大,比我们想象的有趣。


图文:梁绮琪(智纲智库广州战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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