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2009年10月16日，王志纲应邀参加“2009南方阅读盛典”活动，在广东中山大学发表主题演讲，现整理如下，以飨读者。“2009南方阅读盛典”是广东南方电视台主办，联合广东各大购书中心、人文书店、国内主流网络书店、各类主流读书网站，以盘点年度图书出版、创作为主题，以“阅读中国，开启60年阅读记忆”为口号的大型文化活动。

   王志纲：回过头来讲，这是第一步读书，第二步开始读人。人活在世上，就像《红楼梦》中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人读书读到对书以外的事浑然不觉，特别对人，人事关系、人际关系根本不了解。

   这是一个大学问，我为什么不经商，不从政，这个路走下来之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一个选择当记者。当记者要有本钱，所以当时我在社科院干了三年，甘肃社科院，有一个谁都不愿意干的事情——编杂志，最后我去编杂志。有一次遇到于光远老先生我就跟他讲，于老30年前你到甘肃来可不得了，放一个屁都是震天响，领导给我的任务就是把你的屁记下来，报纸上都要登出来，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信口胡说。但我那时候就是这个本钱，就是这个身份。

  办了三年杂志的同时，我们那批同学有很多也分了过去，三年以后就我一个人发表了15篇论文，5篇是在新华社、光明日报发表，后来新华社、经济日报、光明日报都来要我，当我要去行万里路的时候，后来最后选择了新华社。到新华社本来走得好好的，突然社领导听说我岳父是领导，一下子就认为有瓜田李下之嫌，就调我去西藏，我说不去了，你们新华社总社的人比我水平差多了，人家因为跟你没有关系，反而升了，我沾你的光还麻烦了，后来就准备去经济日报。后来新华社内蒙分社的领导又跑来找我，于是就决定去了内蒙古，和今天的中宣部部长成了同事。去内蒙古的时候原来准备待三年，没有想到待了半年被总社抽出来。人们不愿意出差觉得很麻烦，很苦，抽出来成立小分队，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广东，那时候谁都不愿意来。

  我那时候对广东充满好奇，北方人讲广东人说话是鸟语根本听不懂，越是这样越要去。当时整个中央在争论，广东是否垮掉了，广东改革开放不能再走下去了，广东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我第一次来广东跑了一个多月，回去写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成为了中央文件，引起了最高领导的重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评论，一下子就出名了，出名以后新华社的老社长就批评广东，说报道和地位不相称，组织部找我谈话，让我借调到广东三年，后来一下子在广东几十年。

  我很感激广东，但当时到了广东以后，刚在广东待了三个月真的就想走，实在待不住。第一个是语言的障碍，广东人跟我们有一种距离感。到现在已经30年了我还不会说一句广东话，只会说一句，这句还是在广东分社食堂打饭排队，排到我了，我把碗伸进去，他说了一句，我没有听懂，又说了一遍还是没懂，最后别人才告诉我，他说：1元5毛5。当时觉得好贵，在总社食堂里面3毛，这边要1元5毛5，到现在至少要15元，这个是那时候唯一学会的广东话。

  到了三个月不干要走了，回北京。有个广东的同事，我到现在还感激他，他说你能呆住两年再说这个话行不行？我就冲这句话呆下去了，没有想到一呆下来，棒子都打不走了。广东是新闻热点，后来广东把我叫做“记者王”，不叫王记者，包括邓小平第二次南巡，新华社的社长点我陪他一块走。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完全是当记者，关键是阅读了广东这片土地，对岭南文化的长处和短处，还有对市场经济的孕育发展过程，优势和劣势，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操作都有很深刻的感受。

  由于自己放弃了当官的选择，当时已经很优秀，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提拔，我就是一句话，如果要重视我，多给我一点自由，不要让我当官。后来总社找我谈话，第三梯队，我说不行，我不当官，要干就当记者。这个过程当中还出现一个事情，我在深圳，深圳市委书记找我谈话，让我当深圳某个报社的总编，去了之后工资增加5倍，马上配车。这个时候我在广东还住在办公室，家徒四壁，但是我婉言谢绝，我不想当官员，还想当记者。就这一路坚守过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另外一种资源，由于你放弃很多所以获得自由。我半年在广东，半年在全中国，选题由我来定。这八年时间基本上跑遍了整个中国大地，几乎采访了所有省委书记，这个是别人可能都没有的阅历。当然还有很多著名企业家和学者，这种经历叫“行万里路”，读中国，读人，这让我受益无穷，所以我把握中国大势，从宏观到微观，就是从中观突破，很多感受就是来自于当年做记者的积累。

  第一阶段做学者，第二阶段做记者，第三阶段从1994年开始，也是我人生另外一个开端，姑且叫“行者”，也有人叫“独行侠”。离开体制，从圈养动物变成野生动物。1993年、1994年在原来的体制里面，一般文字记者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了，所以我尝试去做电影，一不小心搞的节目得了“五个一工程奖”，跟我一起玩的人全部升官了，而我是客串的。因为当时我跟新华社曾经交谈过，1992年我跟总社说的，新华社应该与时俱进，下一步的中国影视非同一般，发展空间很大，新华社应该办电视台，我来创办，肯定超过中央台。当时部长说跟中央汇报，所以我摩拳擦掌，跟广东台合作，从《大潮涌珠江》开始，但是最后变了，新华社不搞了，我就想还是走吧，离开体制了。到了社会上，又面临一个问题，第一个生存问题，第二个怎么不偏离自己原有的道理，你不经商，也不当官，体制内不当官，不经商可以，但体制外想当也当不了，但是得经商，这个就是面临很大的困惑。

  当时我自己定位三句话：自由撰稿人，独立策划人，独立制片人。我记得很清楚，一个老板看到我的名片后哈哈大笑，你又想自由，又想财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当时我听到后就暗下决心：就冲这句话，我走给你看。后来就往下走，先是帮碧桂园做，“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老板们忽然发现王志纲做这个很厉害，然后星河湾、奥林匹克花园全部找过来，我们又往上走，做城市战略和区域战略。

  直到昨天还有人来找我，说你就像猴子拣芝麻，真是搬一个丢一个，做这么多不沉淀下来，如果一下子打包上市，就可以成为亿万富豪。我说你们到现在还不懂我，中国不缺亿万富豪，缺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给人们指路，开路的人，要是赚钱的话，我的钱比你多几十倍，这是顺带的结果。我们的利益最大化不是经济利益，是社会效益最大化，所以坚持了这几条走下来，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铁了心，改变不了的。

  这个过程当中，在北大跟同学们讲课的时候，脑袋里面浮现很多人，我不仅讲我自己，还讲我周边的事情，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比我聪明优秀的人，但这一辈子没有成功，原因就是没有定力，方向不清楚。原来在新华社的同事出来两个当秘书的人，一个到广东当了省委副书记秘书，还有一个到东北，他们两个都选择同一条路，当领导的秘书。前一个比较适合走这条路，走得比较顺。东北那个记者就不行了，当年我毫不客气跟他讲了一句话：你这条路是绝路。当时，一下子把现场气氛搞的很不好。但是我把话说明白了，在官场当秘书就像押宝一样，说难听一点是上贼船，上去以后老板有多大，你就有多大，如果老板身败名裂你也要跟着身败名裂，因此必须是愚忠。他属于非常机敏的一个人，后来省委书记被调到了另外一个省，省委书记走衰的时候，他开始溜了，调回老家，到了老家后领导是原来老板的对手，就把他往死里整，虽然是正厅级，但是办公厅副主任兼档案局局长，最后郁郁不得志，五十多就去世了，这是很典型的故事。

  另外还有一个同学非常好，非常优秀，非常聪明。前两天跟我打电话，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受。他用很幽暗、阴沉的声音跟我说，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广西一个大山里面，说现在很不好，他帮一个老板做一个旅游开发区，最后做了八年没有钱，就只有守着。这个朋友跟我是非常好的同学，当时已经当了第三梯队前列。我有一次去看他，他拼命想到广东来，我毫不客气告诉他，你根本不适合到广东，到广东就要下岗，你根本不是经商的材料。最后的结果在他老婆推动下来了，到了广东过的一年不如一年，最后妻离子散，现在被边缘化了。

  做战略策划有点像当医生一样，望闻问切，对人把握如果不到位，就不能给人家设计最适合的打法，就会失败。现在很多企业家来找我们做战略的时候，就说那么一句话，我们来找你买方向、买平台、买信心，最典型就是广东两个老板。一个是杨国强，我帮杨国强做战略的时候，碧桂园逃生了，成功了。我跟他告别的时候，他问过我一句话，现在碧桂园走的很顺利，后面根本不用担心，你为什么不能够一块干呢？我说中国有若干的老板，但只有一个王志纲工作室，我不可能捆在一个企业身上。我说第二句话：杨老板，你只适合当“地头蛇”，绝不要当“过江龙”，此话怎讲？地头蛇就是在广东这块土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的文化和广东融合在一起，但是你的文化只要跨过岭南绝对是不兼容，你在广东做10个盘，远远小于在外地做一个盘的成本。后来他上市没有听这个话，开始北上，东进，去年在外地并不是顺利的，所以现在又收回到广东了。

  还有星河湾老板黄文仔做华南板块星河湾，就面临一个争论，星河湾旁边的房子是1200、1300元/平方米，是做高档，还是改变整个广东人的历史。后来经过对整个广东的分析，对广东地产的分析，还有对黄文仔本人的认识，开辟整个中国高端时代，最后的结果黄文仔成功了，黄文仔挥师北上，移师北京。他问我是否该进北京？我告诉他，你在广东做得再好还是地方老大，到北京做好覆盖全国，这是从战略考虑必须进。但是进北京成本很高，董事会反对，你现在缺的是舞台，不是缺这个，最后他同意了。我们帮助他在北京做成功，成为北京第一豪宅，起价1万5，后来又到上海，今年销售一下子做到100多亿，三个盘做这么高。

  所以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设计不同的打法。所以整个人生走过来，从读书到读人到读社会，这些东西可以说都是属于活到老，学到老，都是书本以外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