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界顶尖级高手王志纲将自己归为“野生动物”。“野生动物”、财富、智慧，这三者在策划大师的手下如何融为一体？“野生动物”又如何在财智时代发挥才智？

  “对话嘉宾：王志纲工作室首席策划、广东私企商会首席顾问 王志纲

  王志纲：今天，我们可以说：“财富是生产力之母，智慧是生产力之父。”

  我们将人的生活方式形象化后，不外乎三种：圈养动物、放养动物和野生动物。我是归于“野生动物”一类的。

  主持人：王老师，你好。记得上次采访你时，你正在策划办一个“智网”。３年过去了，你的想法变成了现实，而且还提出了一个独有的名词——“财智时代”。请你首先诠释一下何为财智时代？

  王志纲：我认为，“财智时代”是相对于西方国家“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式的解读方式。

  当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过程，正昂首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时候，古老的中国则像一条正在穿越时空隧道的巨龙，尽管龙头已经开始和世界对接，伸向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可龙身还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而龙尾则尚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巨龙翻身，三种文明同时升腾、激荡。怎么充分认识这种国情，如何从战略上把握大势、把握社会、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文化底蕴，是策划业能否扎根中国、开花结果的前提。

  主持人：你讲过你有一种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在这个过程中，你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新概念和许多带有个性化的词汇，很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现在提出“财智时代”这个概念?有何特殊意义?

  王志纲：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有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今天，我们可以说：“财富是生产力之母，智慧是生产力之父。”西方所谓知识经济时代，而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并存的中国，恐怕财智时代才是其更为形象贴切的表达方式。它既非纯粹的知识经济社会，也不同于往昔“财为主慧为仆”的所谓财富时代，而是一个财智平等、以财求智、以智生财、财智相融的特别时期??财智时代。

  主持人：从当年的王记者到记者王，现在又被人尊称王老师。我想，财智时代正在被你深刻体会和感受着，你可否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叙述一下？

  王志纲：一切都是从８年前下海的那一刻开始的。８年“抗战”，我从当年的“独行侠”渐渐地带出了一个团队，一个靠知识生存和寻找自我的团队；从一个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在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里不断冲浪的人；从一个自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喜好纵论风云的新华社记者变成了一个发现问题更敏锐、分析问题更深刻、解决问题更有效的边缘人；从一个名副其实的体制内的“圈养动物”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野生动物”。一句话，脱胎换骨。

  主持人：“野生动物”？

  王志纲：我们将人的生活方式形象化后，不外乎三种：圈养动物、放养动物和野生动物。我是归于“野生动物”一类的。

  什么是“野生动物”呢？那就是生存依赖竞争，遵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自生自灭的一类。他们必须到市场上找食吃，不然就得饿死。而“圈养动物”则是完全依赖于主人喂食。“放养动物”介于二者之间，虽然也有食喂，但往往吃不饱，所以要想活得好，也必须学会自己找食。由于生存状态不同，视野也会有很大区别。

  主持人：这就是你这８年来的深刻体会？

  王志纲：对。这８年来，我们的实践验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知识在今天的中国是有价的，知识分子在当今的时代中完全可以找到第三种生存方式。那就是除了政道、商道之外，靠自己的知识、智慧，不仅创造精神财富，同时有效地与市场对接，将其转化为物质财富，自尊、自立、自强、自律地生存的一种方式。

  今天中国的“财智时代”，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也不是纯粹的财富时代，而是知识、智慧与财富共生、共荣，相互为用、相互融合、相互推动和相互转化的时代。在网络热的时候，曾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狂欢节到来了，“知本家”的时代到来了，财富将拜倒在知识的脚下；当网络的泡沫散去的时候，人们又会认为，金钱万能，唯资本的力量独尊，实践证明这两者都是很片面的。根据我们的实践和对社会的观察，只有这两者的有效结合才能生产出可爱的孩子，尽管这种比喻不一定准确，但却形象地概括了时代的特征。

  主持人：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而又变化多端的时代，已经有很多曾经很风光的策划人倒下或销声匿迹了，也曾有人想看你的笑话。你认为自己生存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王志纲：明天的路怎么走？这一直是我们思考的问题。进入财智时代，要想上台阶，必须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根据实践，我们已经总结出工作室在策划界立足的三大法宝??预见力、创新力、整合力。

  这里有一个案例??奥林匹克花园的“奥龙计划”。这个项目通过有效地将体育和房地产嫁接，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在一个广州奥园成功的基础上，又投资十几亿，分别在北京、上海等地搞连锁开发，展开一个庞大的“奥林匹克之龙计划”。未来将有数个上千亩的大楼盘在全国各地崛起。

  所以，财智时代，怎么有效结合社会的各种资源，把握社会经济发展大势，是策划业能否得到社会认可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房价这么高还有这么多人买？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你在房地产方面的策划是最强的，“房地产不是钢筋加水泥”也是你提出来的，而且你也经常来北京，能否谈谈对北京房地产的印象？

  王志纲：客观地说，我刚刚开始进入北京，还谈不上对它了然于胸。就我现在对北京的把握和了解，我认为，从今年之内到明年的上半年，北京的房地产肯定要患一次重感冒。北京的房地产在操作方面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其一，房价太高，利润空间太大；其二，消费者不成熟，房地产商很容易瞒天过海，由此造成很大的滞后效应。另一方面，北京人的维权意识很高，虽然现在对住宅的理解和认识还不是很到位，但一旦他们觉醒了以后在翻江倒海上的能量是其它城市所不能比拟的。

  主持人：为什么这样肯定？

  王志纲：这次来北京，我发现很多在南方搞地产的朋友都纷纷卖田卖地，用麻袋扛着钞票进北京，都说北京的钱好赚，这下造成北京的圈地运动愈演愈烈，土地供应量加大的同时，北京很多不完善的机制更会发挥恶性作用，比如说楼耗子、炒地皮的特权阶层等会使地价泡沫越来越高。这些因素最终都会转嫁到市场上，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到那时消费者上当越深，觉醒就越快，觉醒越快，市场洗牌就越快，最终可能导致政府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北京毕竟是首都，是一个讲政治的地方，这对保证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顺利到来是非常有帮助的。

  主持人：这对广大的购房者而言，是个好消息。现在由于房价的离谱，抑制了很多市民的买房热情，大家都在持币观望，等待好时机。但是，有些专家说房价要降，有些说要涨，大家陷于两难之中？

  王志纲：当然要降。根据有关统计，北京房地产市场个人购买的比例达到了７０％以上，北京房地产的大众消费时代已经到来了，市场的细分越来越明显。１９９８年以前北京的房子都是一些筒子楼，跟宿舍差不多，现在北京的房子出现了很多牌楼、一梯两户以及很多个性化如针对小资、中产阶级的产品，这些都是大众消费时代到来的非常明显的特征。

  主持人：由于市民普遍埋怨房价居高不下，政府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这次的政府反圈地运动的措施能否达到降低房价的目的？

  王志纲：这个我不太清楚。

  关于降低房价，我一直有个不同的观点，最近看报纸上北京的政协、人大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有点搞不懂，所有的人都归结为土地成本太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土地成本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拼命挤进房地产？为什么很多开发商还有暴利可赚？这就说明它能消化这个成本，成本根本不是问题，说来说去还是竞争不充分。竞争不充分，市场能承接得起价格，开发商才有钱可赚，有钱可赚才能把所谓的成本倒打在里面。而南方的做法恰恰相反，当房地产市场竞争达到了充分化的时候，开发商不降价就卖不动楼，有１０％的利润已经非常满足了，所以现在广东的发展商越想越不对头，扛着钞票到北京来，说北京的钱多好挣呀。钱为什么好挣，归根结底还是竞争不充分呀。

  主持人：北京房价高，买房的人只能慢慢等待。可如果房价降下来后，北京人还是消费不起，你怎么看？

  王志纲：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房价这么高还有这么多人买？

  北京有三多：有钱人多，有权人多，有闲人多。有钱的人需要有权的人来帮衬，有权的人需要有钱的人来支撑，有闲的人需要到有权的人和有钱的人中去捞油水，有权的人和有钱的人需要有闲的人给自己解闷，三者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生态链。而且，由于北京备受全世界关注，北京这个符号代表着未来，代表着一切，是中国的超级门户，甚至是亚洲新兴经济的门户，几乎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国内外的人想来北京买楼。更何况北京还有一批来钱相当容易的时尚阶层，买房子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正是这样的市场环境导致了房价高，我想，一旦市场竞争充分化、市场成熟了以后，价格也就自然下来了。

  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企业家，首先因为我不是一个管理型的人才，所以我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提供思想，我的管理是无为而治。我骨子里永远都是一个文化人。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才？

  王志纲：我以前说过，人才有两种类型，即“被用型”和“自用型”。被用型人才，往往需要有一个好的“伯乐”，需要伯乐挖掘和环境激发，否则不是“自以为是”就是“自暴自弃”；自用型人才却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能脱颖而出。我就是自用型人才，我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在大学毕业后就高唱“国际歌”，就是说我从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

  记者：记得你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你认为自己的性格是怎样的？

  王志纲：我的性格就是不甘寂寞，勇于迎接挑战，总想不断地超越自己。我还说过“思路定成败”。我的思路就是我吃饭的家伙，就是方法论。我崇尚抓事物的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了这种思路，即使我以前不懂新闻、不懂电视、不懂房地产，也能很快成为这一方面的专家。

  记者：你刚才只说了自己性格上的优点。那么有没有性格上的缺点呢？

  王志纲：你的这个问题颇有挑战性。（笑）

  其实我的缺点也很明显，第一是敏感。我的自尊心太强，报恩思想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思想重。而且我多愁善感，有时天气好坏都能使我产生悲观厌世的念头；第二是退化。以前在大学里我既是学生会干部，又是风琴手和校男篮队员，似乎无所不能。但现在既不会开车，又不会电脑，搭配衣服也不清楚，电话只能记住自家的；第三个是不善公关。大家见了我都觉得我很朴实、很随和，但未见我的人却有一种神秘、高深莫测的印象。

  记者：你引以为豪的是自己的思想，可思想的实施必须依靠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你认为自己的这种“独门秘器”是在哪里练就的？

  王志纲：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我的母校兰州大学。在偏僻的兰州，无论别的学校怎么浮躁，我们都能静下心来学习马列主义。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堂关于《资本论》的答辩课。一班五六十人，经常参与辩论的只有五六个人，我就是其中一个。通过这个过程锻炼了反应能力、思辩能力、对事物的洞察能力和口才，以致我到很多场合都不怯场，越有挑战性的事，越有劲头。这种磨练很有益处，使我掌握了哲学方法论。我用特有的思维方式去指导工作，就使我比别人少走许多弯路。

  记者：经历了这８年的商场搏杀，你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能否驾驭文人和商人双重角色的矛盾？

  王志纲：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企业家，首先因为我不是一个管理型的人才，所以我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提供思想，我的管理是无为而治。我骨子里永远都是一个文化人。在我的头脑中，长期进行着文人和商人两条路线的斗争，既想保持“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性，又不能过分强调，因为这与商人所面对的市场要求是相悖逆的；而文人对财富又天生有一种原罪感，总想适可而止。我一直在这两个角色之间努力探索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力求达到一种“外圆内方”的境界。目前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做的还可以，钱虽然少赚了一些，但过得很有尊严。

  记者：你以前多次提起“退休”。你准备何时退休，退休后做什么？你走了以后，这个工作室怎么办？

  王志纲：我把退休年龄定在６０岁。

  我相信，我走后，王志纲工作室不会人走茶凉，仍然会有人继续经营下去。

  退休后，我打算写两本书：一本带有自传性质，以我生活和工作经历为蓝本，把我耳闻目睹的人和事忠实地记录下来，作为对这个时代的最好答卷；一本是小说，以我生活的老家县城为背景，通过对中华民族转型期中的人和事的描述和思考，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变迁。

  主持人：谢谢！谢谢王老师的支持和参与。我们祝愿王老师以更好的策划服务于中国咨询行业。

  王志纲的角色：

  王志纲，１９５５年８月出生于贵州省。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经济系。

  学者王志纲：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４年，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其间发表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传统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等；

  记者王志纲：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４年，任新华社记者，发表《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中国走势采访录》等有重大影响的新闻报道，出版《中国走势》、《南中国纪实》、《商战如战场》等５部专著；

  电视人王志纲：１９９２年介入电视领域，率先在国内推出纪实风格的电视专题片《大潮涌珠江》，其后又制作《北方的躁动》、《南方的河》等多部电视片专题片；

  策划人王志纲：１９９４年正式下海，１９９５年创办王志纲工作室，主持和参与了包括广东碧桂园、’９９昆明世博会、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企业发展战略等几十个重大项目策划，推出了四卷一套的《王志纲策划文库》；

  网络人、思想者王志纲：１９９９年底，创办中国智网及王志纲工作室网站，提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研究和探索新经济；

  社会活动家王志纲：应邀到多个地区、企业、大学进行演讲，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及母校兰州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并于１９９８年被推选为贵州省政协委员，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应邀担任广东私企商会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