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3年，伴随着十八大、两会的相继召开，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走上前台，中国已经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折点。在此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将发生怎样深刻的变化？政府、企业、个人如何应变？对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来说，这都是首先要了解和解决的战略问题。

3月30日下午，应惠州市邀请，王志纲再临惠州，面对珠三角众多地市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家，发表了以《应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与应对策略》为主题的演讲。在演讲中，王志纲剖析历史，纵论当下，展望未来，为听众带来他对当下时局的最新思考和解读。

很高兴能在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节跟大家探讨“十八大”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和应对之策。

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定会出现质的跨越。而十八大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战略，将会发生一次根本性的变迁。

古英格兰有一句谚语“对于一艘没有方向的船来说，什么方向的风都是逆风”。同样，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是方向性的问题，就是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这三个根本问题，如果回答不了这三个问题，很可能会迷失在未来的汪洋大海中。

对于中国来讲，我认为未来将有三个重大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从政府到市场、从数量到质量。

第一个转换是从“人治”到“法治”。法律制度要恢复应有的绝对权威，这是最根本的一个转变。

大家都注意到了，十八大期间新一届班子的有些话在坊间引发热议，比如：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老虎”和“苍蝇”一起打；区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等等。可以说，高层展现出励精图治的决心给了我们对未来发展的强烈的期盼。

对比之前。邓小平时代面临的是改革，是大破，不能被一些条条框框和教条主义束缚住了手脚，那时候需要一个强有力、说话算数的“老大”，这是威权时代。接下来的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是过渡时代，前人已经把方向和道路找到了，这时候需要做的是萧规曹随，只要确保方向和道路不变就行了；到了今天习、李登台后，发现中国的各种矛盾已经躲不了、绕不开了，而这个时候又缺乏绝对的权威，怎么办呢？所以，下一阶段中国迫切的需要进入法治时代。

现在必须要依法治国，一切要按照宪法来行事。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原来的很多潜规则、很多变通、一俊遮百丑等都要回到法治范畴上。在旧有观念上，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都不是问题，这些观念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包括人大政协，法律的制定者和监督者，要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上层建筑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第二个转换，也就是李克强说的，一定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有两只手，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叫市场之手；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政府之手。这两只手本来互相有其责权和范围的，其中任何一方越位或者缺位都会带来巨大的隐患，而划清边界的根本就是要让政府这只手不能乱摸。

前段时间我去到东北某市的时候，当地的一位领导就和我讲，“当年成立高新区的时候，只有三个处级干部，现在有上百个处级干部”。社会上流传着个笑话说“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大概也是对公务机构冗余的讽刺。

我的一句话被人广为引用，“国有企业是史前恐龙，乡镇企业是经济怪胎，民营经济先天不足、后天可为”。近年来，我一直在帮很多民营企业做战略。在这过程中，我深深的感到，央企就相当于清末的八旗子弟，牵个笼子玩个鸟可以，打仗根本不行，它的基因和体制决定了它的“精英逆淘汰”。而民营企业是实打实的从战场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一刀一枪的拼杀中走出来的，所以它的基因要求它一定要好上加好。

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优胜劣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下一步政府必须要把伸到市场里面的那只手抽回来。那时候，我相信在座的民营企业家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春天。

第三个转换，中国会从纯粹的GDP挂帅，从追求速度到追求质量，从外延式增长到内涵式增长。

最近习近平同志一些话也在说明这个转换。“不要带水分的GDP”、“要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成为所有中国文明的基础和前提”。

原来我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时候，记得有个说法叫“八九不离十”。就是说，如果没有8%、9%的增长速度，中国就要出问题。所以为了不出问题，就要不择手段保证8%、9%的增长速度，所以中国用这种野蛮的方式增长了三十多年。

现在呢，国内、外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国内环境已经不再允许中国再野蛮生长。目前整个中国都产能过剩，人口红利优势已经不再明显，出口拉动的马车也慢下来了。第二，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本也将大幅度的提高。所谓的美丽中国，已是满目疮痍。整个中国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已不再允许野蛮生长、杀鸡取卵的模式。第三，老百姓开始重新对生命的叩问，对幸福真正思考和反省。他们开始追求品质生活，追求健康，前段时间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就是典型表现。

种种因素汇成一种合力，已经促使中央在思考一种真正的科学发展观了，比如说干部考核再也不会GDP挂帅，一俊遮百丑了；生态环保上可能有一票否决权了。所以说，下一步整个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将会出现深刻而根本的变化。

那么，面对这三个深刻的变化。在座的企业家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把“魂”找到，一定要有唯一性、权威性、排他性。人无我有，人有我先，人先我变。千万不能跟着别人屁股后头跑，这是事物发展之要诀。我讲三个小故事来说明。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黔香阁”的故事。

去年，我跟两个企业家朋友一起在杭州休闲，其中一个是做房地产的，身家百亿；另一个做餐饮，也就三两个亿。做房地产的那个老板只要电话一响，当地官员一叫，马上屁颠屁颠就赶过去，每天都在应酬，很多时候甚至没有人格的尊严。而身家三两个亿的餐饮老板却被很多政府奉为座上宾。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家三两亿的餐饮老板，二十多年来只专注于做一件事。

这时候，人们这才发现他收藏的古宅的价值。很多省市的负责人都纷纷找上门，以优厚的条件来邀请他，希望他能把古建筑拿到当地，打造成文化公园或者文化综合体。

第二个是关于成都“宽窄巷子”。

从2002年做《成都市发展战略》以来，我一担任成都市的发展顾问，记得当时帮成都做战略时，我就给成都的市长和市委书记说了一个观点，成都要成为中西部的中心，必须要提高它的外向度。

所谓“外向度”，就是“近者悦，远者来”，当地人感到自豪、喜悦，外面的人拼命想到这个地方来。这就需要几张城市的文化名片。包括惠州，下一步也是这样，一定要开发几张文化名片，能做到“近者悦、远者来”。

当时成都有三个东西，我们都保留下来了，一个是宽窄巷子，一个是锦里，还有一个文殊院。然后按照“四统一、一整合”的方式——也是我们提出来的“统一策划、统一规划、统一运营、统一营销，最后整合天下资源”来进行打造。

现在“宽窄巷子”的名气远远的超过了中国很多所谓的“地方名片”，包括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新天地，成了一个真正的超级文化客厅和文化名片。

第三个是杭州宋城的故事。

大家去杭州考察、旅游的时候，可能会去宋城。

宋城的老板叫黄巧灵，也是和我一块合作过的。去年他又把我请过去，跟我说，“王老师，当初我以为旅游就是门票，现在才发现戏更重要”。

十年前宋城是什么样子呢？白天游客有一千人，晚上没有人去。怎么办呢？为了吸引晚上的游客，他专门打造了一台戏，就是“宋城千古情”，而且他告诉大家，你们来游园，我送你一台戏，广告词就叫“给我一天，还你千年”。

如今，配菜成了主菜，主菜反成了配菜。原来20块钱一张票人们还嫌贵，现在三五百块钱人们还嫌便宜。宋城现在一晚上可以演四台戏，每台戏的观众都有一千多人。

靠着这台戏，中央给予了政策性的支持，并且于三年前顺利上市。

讲这些故事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代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当很多人都在迷恋“平台为王”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自己能拿得出的“内容”是什么？只有自己的“内容”真的具备了唯一性、权威性、排他性的时候，“平台”才会向你聚拢，你才是这个平台的支配者。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政府的决策层应该如何“应变”呢？

第一，决策者要做到“全面而深刻”。

一个成功的领导，要做到科学决策的关键，既不迷信 “专家”，也不拍脑袋。

什么叫专家？专家就是“深刻的片面”。那领导呢？领导叫“浅薄的全面”。领导就像一个木匠师傅，专家就相当于锯子、凿子、推把还有斧头。有些专家搞生态的，就把生态说得无以复加，什么都不能动，那你就别干了；有的专家搞化工的，就恨不得你搞全产业链；有的专家搞物流的，就恨不得你这个地方成个物流城。

那应该怎么办呢？领导要在全面的思维上把握专家的深刻，把专家的深刻抓住，把片面去掉；把领导的全面抓住，把浅薄去掉，最后做到深刻的全面。

第二，决策者一定要讲“四划”。

原陕西省委书记、现中办主任栗战书跟我们合作西安项目之前有一个知名的“三划”理论。

何谓“三划”？第一划叫谋划，第二划叫规划，第三划计划。比如说要打造国际大都市，就去看香港、纽约、巴黎等城市谋划蓝图，然后就开始搞规划，最后，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看上去很美，最后很难落地，偶然落地的结果也是千城一面，后果非常严重。

后来栗战书找到我，我就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必将出现三个中心，这也是西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政治中心是北京，明摆着的；经济首都是上海，也是无可厚非的。还有个机会，文化中心在哪里？有可能是西安。因为你曾经是十二朝古都，丝绸之路的起点，汉唐盛世的曾经，再现过中国的辉煌。如果说从这点切入，打造一个文化中心，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另一个名片。这个判断一下就把栗战书同志给触动了。于是，西安虎骑龙背，我们帮助其打造一些列样板田，从开始的曲江新区，后来到大唐芙蓉园，再到法门寺。

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西安的发展就一路顺风顺水，如今已经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国际大都市。

后来栗战书同志总结经验时说，原来的“三划”理论是断裂的，少了关键的第二个环节的“策划”的找魂，“谋划”是无法落实到“规划”的，于是他的“三划”理论变成了“四划”理论。

今天的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在出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前夜。在这个背景下面，如果我们能研究好整个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走势，在量变到质变的转换里面，能够按照一种科学的思路来打造惠州，那么我相信惠州未来的发展将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

谢谢大家。

新浪：《专访王志纲：惠州房地产要防止被盲目的市场绑架》

东江时报：《王志纲：环大亚湾新区可变“中国迈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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