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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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被广东省委省政府寄予厚望的惠州，“尽快进入珠三角第二梯队”成为当下城市发展的最强音。适逢惠州发展的关键时刻，惠州市委市政府希望能以战略的眼光、创新的思维谋划各项工作。6月18日,在惠州市委市政府的诚意邀请下，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在惠州政府礼堂，为包括惠州市委常委、四大班子成员及优秀企业家代表共1000余人做了题为“山呼海应看惠州”的主题演讲。
演讲实录：
王志纲:很高兴跟惠州的政府和企业家们做一些交流，今天惠州市委市政府希望我来谈一谈惠州、谈一谈中国，后来我想到把“山呼海应看惠州”这句话作为这次的演讲题目。
一、 惠州要敢于、善于代言广东
广东一般被笼统的称为沿海经济区，但实际有三个广东。很多人看到深圳，以为这就是广东，说广东富得流油；看到粤北，就说广东怎么还是原始社会？其实这都是广东，又都不是广东。
广东需要把自己真正说清楚，这就给惠州留下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认为：惠州是最能够代言广东的一块绝版土地。如果惠州能从这里切入，敢于、善于代言广东，成为广东的名片和客厅，成为广东的精华之所在，我相信惠州将会有真正的大变化。概括的讲它具备三个方面： 非常好的海湾、海岸线；非常辽阔的腹地；很多尚未开发的优质资源，如罗浮山、南昆山等。这些都是下一步中国启动内需和高端消费、实现中国梦的绝版资源。因此，我想到这个主题：“山呼海应看惠州”！
二、 做好样板田
一个地方要发展是有方法的。方法在哪里？做好样板田。样板田怎么做呢？下面我想讲两个工作室在中国非常成功的策划案例。
一个星期前，成都举办了《财富》全球论坛。这次会议开得风生水起。之前，从来没有《财富》论坛放在中国内陆地区。在以前，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参与过程。
2003年，成都市委市政府邀请工作室为成都做战略。当时我带着工作室全国骨干团队20多人，对成都掘地三尺进行调研，得出两个判断。
当时成都有一批老干部普遍认为，成都下一步的发展就是要不择手段工业化。工作室调研后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成都不适合做传统工业。这是第一个判断。
当时胡温刚上台，中国的沿海和西部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个时候，如果经济发展不能惠及中西部，中国就要出政治问题。所以说，中央要把西部开发作为重大国家战略。
那么要开发西部，怎么开发？当时我就画了一张“拉弓搭箭”图：如果说中国像一张弓箭，那么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就是弓的满月。弓已经拉起来了，但是这个弓要射向全球，需要一个支点，这个支点肯定在西部。中国的中西部有三个城市可能成为支撑点。重庆得天时、西安得地利，成都就只有人和。但正因为重庆和西安还停留在传统的争夺当中，反而把机会给了轻装上阵的成都。所以说成都最需要抢占这个制高点，要勇于去承担这个弓箭的支点。这是第二个判断。
后来我再给成都市委常委做了一次宣讲报告。我跟他们讲：“不求第一，但求唯一”。按照新的思路，成都就可能弯道超车，成为整个中西部的代言人。成都的常委班子全盘接受了这个方案，最后开党代会在党内达成共识。
当时，我给了成都两句定位语，就是“西部之心，典型中国“。
前五年成都的定位就是“西部之心”。要用五年时间让全中国人认同，成都是西部的中心城市，包括金融中心、设计中心、创新中心、会展中心、物流中心、时尚中心、以及旅游度假休闲居住中心。这个方向定下来之后，再按照这个定位来确定成都的打法。成都没有工业沉淀，只能从宜居宜游宜业上突破。最后用了五年时间，终于实现了这个转型。
2003年战略纲要出来的时候，正好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就在琢磨，什么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谁也说不清楚。全中国都在探索，都在寻找样板田。
正好成都有个“五朵金花”，当时还只是一种超级农家乐的形式，但已初具雏形。问题在于他的意识和芯片还没有到位，没有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在走。最后我们经过很多研究，给他嵌入了很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想芯片，帮他做成了一个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田。
项目半年后亮相了，一下子在全中国引起轰动。有了这个案例以后，成都市很快获批“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城市“。成都有了这个“尚方宝剑”以后，用三年时间，迅速完成了 “全域成都”的探索。通过土地流转等政策突破，成都一下子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所以，我们惠州下一步的发展，一定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对接天线，要考虑到中央在思考什么。你的这些想法和探索，如果能跟中央、跟总书记的想法相吻合，就可以获得整个国家的关注。
经过我前面讲的过程，用了五六年时间，把“西部之心”打造完成以后，后面就是进行全球营销。
前半场叫“西部之心”，后半场就叫“典型中国”。什么意思呢？老外到中国来，到了北京以为北京就是中国，其实他只代表中国的历史；到了上海，以为上海就是中国，说你怎么超过纽约了？最后到了西部以后，怎么像到了阿富汗呢？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非常需要看得见、摸得着、尺度合适的一个地方来体现中国，这非成都莫属。为什么？它有历史、有文化底蕴、有现代、也有时尚。
我们跟成都的市长市委书记讲，成都要吸引全中国全世界，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名片。我们根据成都的历史文脉，给他设计了五张文化名片，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宽窄巷子。宽窄巷子也就是两百多亩的一个地方，原来在清朝时是军官和家属住的地方，也叫少城。后来成了城中村，当时政府就想把它扒掉盖房子。我们把它的历史研究完以后，告诉他说不能扒——成都既然要有几张文化名片，这个就必须保留。
但是保留这个做什么？我们提出了一个城市运营的思路：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从而把三个层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政府怎么经营环境呢？为了运营宽窄巷子，成都专门成立了一个文旅集团，经过统一策划统一规划，把这宽窄巷子打造成了集聚川西特点的文化家园。然后再根据我们的方向，在整个成都和四川进行统一招商。成都很多潜藏的玩家，就开始来接手了。什么三块砖啊、宽云窄雨啊、百叶诗吧啊，全出来了。他们就像玩票一样，不惜工本的在这个地方，把他的创造力充分的表现出来了。
三年下来，经过三批淘选，宽窄巷子已经是蔚为大观，最后成为成都的文化一绝。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达官显贵，到了成都以后，第一个地方选择的就是宽窄巷子。这就充分体现了“典型中国“，为成都承载了巨大的活力。
后来成都用了五年时间，用熊猫代言，就叫“熊猫故乡，典型中国”，来开展全球营销，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2003年，英特尔准备把亚洲地区最大的芯片制造基地落户到中国。消息出来后，全中国有10多个城市来争夺。但是英特尔考察完以后，最后落户成都。为什么？英特尔看上成都，就看中这个地方的幸福指数高，生活休闲、安逸，很适合搞IT。
英特尔过来以后，成都一下子吸引了全球IT行业的目光。上下游产业包括IBM、华为……好多企业全都来找成都。成都高新区，现在已经成了中西部第一。这就更加坚定了成都人提升自己幸福指数的决心。在这个过程中，成都实现了新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成都的现代服务业、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来以后，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成都和重庆已经不是同质化竞争了，而是成都包容、辐射和服务整个重庆。重庆人在挣到钱后，小则到成都去消费，中则到成都去买房，大则把总部搬到成都。最后，把污染产业、垃圾产业全部扔到重庆，把好东西全部放到成都——就用这种奇特的方式，实现了所谓的成渝一体化。
成都的辐射半径，甚至已经超过了西南，到西北，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甚至新疆、西藏、甘肃、宁夏、陕西等地方，现代服务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往成都扎堆——成都成了中国名副其实的“西部之心”。这个故事就在眼前发生，也就是十年时间。
所以，一个城市在发展的时候，首先是找魂和定位。绝不能跟着别人的屁股跑，否则死路一条。惠州天生丽质，具备后发优势。如果我们不把握住这个后发优势，在珠三角只能靠边站。那么我们必须思考，如何“不求第一、但求唯一“，寻找一个具备“唯一性、排他性、权威性”的思路，从而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实现招商选资。这时候，经济的发展你根本不用担心，很多企业它自己会过来。这就是成都的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2003年的时候，西安市委书记兼省委副书记栗战书，邀请我去西安。那天我们谈了三个小时。他就问我，“志纲先生啊，西安就西北地区是中心城市。但是在整个西部，这些年来被成都给挤压得透不过气啊。西安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我们有两个考虑： 第一继续做大做强高新区，另外一个就是旧城改造。你看这两条路选得对不对？”
然后我就问他，如果说西安要在中国再现辉煌，要吸引全中国、全世界的关注，我们能拿得出什么东西？他想了半天告诉我，那就是汉唐盛世啊。
我说对了，这就是西安的破题点，要错位经营，差异竞争。为什么今天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但全世界看中国，往往是两种说法，一个叫中国威胁论，一个叫中国崩溃论。我们拼命想说清楚自己，却说不清楚。我说在中国如果有三个首都的话，北京就是政治首都，上海是经济首都，西安如果要强调他的唯一性、排他性、权威性的话，作为十几朝古都、汉唐盛世的承载地，它有可能去争到文化首都这张牌。
一下子栗书记就兴奋开了。他说，能不能请你们帮助我们，把西安的魂给找出来？后来我们对西安进行了研究以后，发现一个破题点—— 就是48平方公里的曲江旅游开发区，就在大雁塔边上。我们认为：抓住这个，就可以实现西安文化首都的梦想；抓住这个，就可以开拓出一条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抓住这个，就可以再现汉唐盛世风光，然后实现全球营销。后来西安市接受了这个方案。
然后我们就把这48平方公里的曲江新区，按照文化产业和再现汉唐盛世来策划和规划。策划完以后分成几期，从北广场到大唐芙蓉园，整个按照再现汉唐盛世的方式打造出来。北广场发展的第二年，就把大唐芙蓉园做起来了。正好国共两党在此地谈判，国共两党的首脑就在大唐芙蓉园的曲江池边，面对千年中华文化握手言和，成了一段轰动中国的佳话。
现在八年下来，曲江已经成了整个西安最棒的一个区域，而且是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个破题点。而且通过曲江的成功，陕西省用这种方式整合了其他很多地方。包括楼观台、大明宫等，就用这种方式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短短的七八年时间，使得一个死气沉沉的陕西大地重展辉煌。
三、 区域发展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这两个案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一个区域的发展，一定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前瞻性。
首先，因时制宜。当初成都如果抓不住中央思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时”，它永远不能成为国家的样板，不能获得很多先行先试的权利。还有西安，如果不是因为整个中国的和平崛起，要对全世界说话，就不可能有西安的“文化首都“，最后也不可能通过曲江新区、皇城复兴计划，让人家重新认识西安，重新认识陕西。
第二，因地制宜。地是什么呢？比如成都，如果没有国家的西部发展战略，成都很难有机会破题。成都的优势是什么呢？它就是个消费城市，而不是生产城市。但倒过来反弹琵琶，通过消费、宜居、宜业、宜休闲倒过来拉动投资，最后用现代服务业补偿了第二产业，从而实现弯道超车。
第三，因人制宜。就是要契合这个城市人的特点和个性。你们去看看那个宽窄巷子，成都人对审美的那个表现，做得真的是非常细致，而重庆人怎么都做不到，所以重庆人只好都跑到成都来消费了。
把这些都搞明白以后，还要有前瞻性，理念要适度超前。最后你就可以通过这种前瞻性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四、 尊重规律
那么在他们获得成功的背后，有哪些必然性？有哪些规律？我把它概括为四句话，就是“一二三四“。
包括我们惠州要发展，魂在哪里？个性在哪里？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可持续发展依凭的东西在哪里？如果我们找到这个魂，找到这个唯一性、排他性、权威性的东西，我们就有可能弯道超车，就有可能虎骑龙背，代言广东。
光有官场的积极性，市场不接招，最后的结果是看上去光鲜，但不可持续，老百姓一片怨声载道；但是又不能一味的放任市场。因为商人是逐利的，你不约束好他，他就为了利润去乱搞。所以就需要两场统筹。官场就是政府，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策划和规划方案出来；同时也要调动市场的积极性，要让商人们也有钱赚。
评价一件事情好还是不好，就一个指标叫“三老满意“。一老就是老同志（政府）要满意，要符合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长期利益。但光有这个还不够；二老就是老板也要满意，一定要唤起老板千百万，调动老板们的积极性；第三，老百姓要满意。老百姓要得到实惠。这才叫科学发展观、这才叫和谐社会、这才能可持续。
所谓四度，就是“高度、广度、深度、关联度“。
第一个，高度。做这种事情一定要有制高点。但是制高点不是拔着头发往上飘，它是有必然性的，对趋势的把握要到位。
第二个，广度。我们一定要最大限度的加大我们这个区域的辐射和服务的空间。除了经济总量以外，更重要的是你的个性和开放度。
第三个，深度。就是要往深处挖掘，中心开花。
第四个，关联度。要把经济、文化、生态、环保、社会、历史、民风、民俗这些打通，综合考虑，最终变成一种社会形态、生活方式，提供给社会。
那惠州到底如何发展呢？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