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于生活，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无所谓对错。有的人以家国为己任，期许庙堂之高；有的人放浪形骸之外，向往江湖之远。

那以“生活家”自居王志纲的对于生活又有何高论呢？请看近期《新周刊》的专访。

做智库让老王找到了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的“第三种生存”法，既要拥抱市场经济又能当生活家。

“我就是生活家，典型的生活家嘛！”老王倒是毫不客气。

采访安排在朝阳公园东侧一个会所里。京城总是不乏此类场所。他开口就说，“一会儿有两位老板来，这个会所是我其中的一个小兄弟开的。‘小燕子’赵薇也有一份。”

采访过老王几次，此次依然谈兴甚浓，兴奋处依然是把手一挥，做领袖状。老王就是老板们的“领袖”，民企老板问计问策，求智若渴。但这次老王要谈的是生活。

什么是幸福？他概括老板们“上半辈子要活出个人样来，下半辈子要活出个人味来”。他带他们打球，带他们出国游学，教他们摆正生活与生意的关系。网传对联“三千年读史，尽是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是王志纲为其成都书院所作，不少人以为系南怀瑾先生之作，被批量转发。窃以为，多数人怀诗酒田园之心，奔功名利禄之途。

老王概括目前的生活状态为“全球出差，全国上班，候鸟式生活”。昨天刚在上海开完民企论坛，今天在京接受采访，明天赶往成都王志纲书院，一帮老板们在那里候着呢。

上次《新周刊》采访他说老王活了“五辈子”，当过记者、策划人、老板导师、书院院长等，他哈哈一乐说：“我现在把生活变成交响乐了！几辈子混在一起过。”看来他最想过的还是生活家。谁不想？

相对长寿者和有钱人，王志纲自有自豪之处：我的一天估计会胜过许多人一辈子。什么叫幸福？一个人有限的生命要享受无限的生活。广西巴马老人活百岁有啥意思嘛，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却活得很精彩。生命是比宽度不是比长度的。而老王既要追求生命的宽度也追求生命的长度。

生命是个体验，体验无限丰富性。所以他讨厌住五星级酒店，那是标准化的生活，他更喜欢私人订制的样式，每间房子都不一样。他喜欢杭州安缦酒店，各有洞天；喜欢上海英国商会改造的酒店，远眺浦东浦西，钟声、汽笛齐鸣，倍有历史感。

老王阅老板无数，但发现中国顶级富豪中会生活的不多。发财了还是不改老农民本色，往往是满桌的鲍鱼龙虾，他红酒一杯、烟一支，突然“叭”吐一口痰……

一次到某富豪家吃饭，一盘萝卜，一碟小菜，一点土猪肉，老板笑称：除了酒，都是自家产的。老王赞：嗯，这个老板会过！

王志纲当前的节奏是：每天四小时打球，三小时读书，只有两三小时给老板们——读书永远是他至爱。纸媒是精英媒体，网络是屌丝媒体。不是吗？

让老王去读书，老板们去读老王好了。

所以无论到哪里，只要老王提出要求，老板们都会设法满足。好酒好菜，高尔夫球场，间或听他高谈阔论，不甚快哉。

采访结束，某老板拿来北京延庆某项目，老王建议搞个农耕文明的游乐区。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互联网文明，中国人急匆匆走过三十多年，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农耕乡愁。《舌尖上的中国》暴火就是缘于人们的（饮食）文化乡愁。以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去判断一个项目，这是在做填空题，这是一种大思维、大循环。我想，这就是王志纲工作室的套路吧。

到目前为止，王志纲工作室已完成一千多个成功案例。“一年两年成功算是运气，三年五年还成功那是能力，十年二十年还成功那就是传奇喽！”做智库让老王找到了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的“第三种生存”法，既要拥抱市场经济又能当生活家。

人都有愤青阶段。老王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到为政商权贵做策划，这个转化是如何实现的？

这也是老王与老丈人争吵几十年的主题。老丈人如今年届九十，十年前赠老王一首七律《戏赠志纲》，最后两句是“人生路险宜韬晦，莫学淮阴自诩功”。这首诗老王一直挂在客厅告诫自己。

从13 岁出来混社会当泥瓦匠改造自己，到从一个场子奔向另一个场子当食脑大师（食脑系粤语即靠脑子吃饭），老王应未忘本初。一千多个成功策划案如过眼云烟，最好的策划，倒是他的人生——早在20 年前就把自己想明白了。想得明白、说得明白并且做得明白。

羡慕吗？人各有命吧。

现在有钱人穿金戴银，那是给别人看的，不自在、不放松，根本称不上生活家。真正的生活家追求自己舒服。

钱是得有点，但太多了不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霍英东时得着一句话“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仅三餐”，触动很大。有了钱就造，那是炫耀，真正的生活家追求低调的奢华。第二有点闲。整天忙得团团转，打个高尔夫嫌浪费时间，那叫什么生活？第三得有点爱好，哪怕打个网球呢。最后有点权，权威的权，这样好安排自己的生活（又不影响生意）。在中国，总经理不能打高尔夫，那样会把生意打垮。总经理可以打网球，有利于锻炼；老板可以打高尔夫，有利于决策。生活家的门槛并不高，只要衣食无愁都可成生活家。在丽江大理弄个小院子，就是生活家。成都人民乐天好耍，也是生活家。成都人民打通了生死文化，汶川大地震后他们酒照喝、歌照唱、麻将照打，对待生死，有点像庄子的“鼓盆而歌”，看通了。中华民族的绵延兴盛与这种精神有关。

比如成都人的“傻儿文化”，再苦再累都能自娱自乐，这个民族就是这样生生不息的。“傻儿文化”在巴蜀很流行，有“傻儿火锅”，还有《傻儿师长》。傻是装傻，和“方脑壳”不同，“方脑壳”是一根筯。

生活家有四个标准：有点钱，有点儿闲，有点爱好，有点权。

你问我理想人居呀，“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什么“云深不知处”，那是文人字画中的世界。生活家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向往古代人居，又不能完全回到过去。否则连上厕所蚊子咬屁股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只要我还走得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季节，最好的生活方式。夏天一定选云贵，冬天一定选海南，春秋一定下江南。北京和深圳只是我事业的起降平台。很多老板都羡慕我这种候鸟式生活，能够主动选择生活方式。所以我坚决不搞实业，不想被实业绑定，不想像老板们那样整天跟官员打交道生活为大。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很多老板邀我入一股，他们不理解老王。他们以为钱多就是大道理。他们哪里知道，追求生命的宽度才是我的最高原则。很多老板喝私人订制的茶或酒，穿名牌、开劳斯莱斯，但他们在对生命宽度的理解上比老王差得远呢！

15 年前，我打完一场高尔夫后赴一个老板的聚会，别人都至少是宝马奔驰，我是一辆商务车，但见老板一步上前握住我司机的手说：“王大师，久仰！久仰！”他哪里知道“王大师”是一副农民样！

他们只是在品质阶段，还没有进入品味阶段。品味阶段的标志是什么？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要求打领带的活动我一概不去！

世界上有两种生意人，一种是懂生意不懂生活，钱再多还是土豪，另一种是既懂生意也懂生活。后一种人是极品。巴菲特是世界顶级富豪，开个小车，弹个小吉他，他的投资让成千上万人受益，这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才是大生活家呀！

我13 岁那会混江湖，见到父亲躲得远远的。父亲被打倒了，我不但沾不到光还怕惹上麻烦。父亲曾是学校校长。后来从那些受父亲好处的学生嘴里了解了父亲。父亲给他们教诲，在困难中帮过他们，甚至把衣服脱下来给贫困学生。“你父亲可是个大好人啊！”这就叫家风。

现在，我们看下一代，看上一代，要放到历史长河中去看。“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一代人不可能重复另一代人。“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过一百年评价毛泽东恐怕是另一种评法。

我们总认为今不如昔，总认为下一代是垮掉的一代，但历史总是证明垮掉的一代会超越前人。历史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

过去我总是担心我的两个儿子，现在发现这两个小子可以啊！他们可以教育我了，比如嘲笑我的随意性，说顶层设计缺少科学证据，后来觉得他们是有道理的。他俩自己的事也不需要我参与。我说你老板的老板都要听我的。可他们就是要“去王志纲化”。他们也是生活家了，不会埋头傻干的。

高考恢复后我们一家四个孩子同时中榜。家族是有传承的。我的外甥女在海外长大，如今在牛津读英国文学。

生活是种体验，幸福是种感觉。

我其实不只五辈子。已经是若干个王志纲了：第一个是学者，做了两年的学问；第二个是记者，当了十年新华社记者；第三个是影视制作人，做了五六个大片子；第四个是房地产策划人；第五个是城市战略推动者；第六个是区域和产业整合者。现在有了第七个，参与国家战略，包括整个中国的沿边开放；第八个是老板们的导师，书院院长；第九个是生活家……

只要我能动就一定不会呆在一个地方。终老之地肯定在中国，在山青水秀的地方，肯定离不开高尔夫，肯定离不开书院—— 除成都外，山东曲阜、重庆、黄山方面都要我去建书院。

我与老丈人争论了三十年。老人家曾对我说过三句印象深刻的话。第一句是“知识”分“知”和“识”，当今许多知识分子只是“知道”（充其量只是个知道分子），而缺乏“见识”。你在“见识”上有独到见解，在“知识”上还不够。我认可这个判断，这辈子做不了学问，用见识去实现一番自我价值倒是有可能。第二句话是中国始终要实行市场经济，你从对市场经济鼓与呼到跳进去置身其中，这是识时务的。第三句话是老人至今耿耿于怀的，就是说我不要只知道帮助富人而不帮助穷人。我的辩解是：“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老板们就是火车头，一个企业有一万人就能解决一万人的就业。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让我去做慈善是牵牛尾巴而不是牛鼻子。

老人家赠我的“人生路险宜韬晦，莫学淮阴自诩功”这首诗一直挂在客厅上。

（作者肖锋，原文刊于《新周刊》第4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