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北岛
引子
年岁大了,也许是因为略有薄名吧,竟常常有为人父者前来“咨询”育子之道,且常有应接不暇之惑。细究起来,我育子源于父育我。人世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不断上演着父与子的交接。蓦然回首,我才发现沒有父亲对我的教化,哪有我对后代的传习?
春风二月裁绿柳,又是一年清明时。近日,老家的亲人们又开始张罗起一年一度的踏青扫墓尽孝之事。屈指一算,父亲已远去了五个年头。我曾经把父亲的生平概括为,
豁达、包容:容天、容地、容祸福
善良、施惠:惠学、惠家、惠子孙
随着日之愈久,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似乎愈发清晰凸显,而其言传身教的场景更是再现活跃。当年许多或浅显、或高深却又充满哲理的教导,如一粒粒种子不经意地在我灵魂深处,生根发芽,长成大树,使我受益终身。
此时,远在他乡的我不禁突发奇想:若能将父亲在我年少时的无数“庭训”择要整理岀来,既以此知照后人,又切身回应朋友,同时还能与远在天堂的父亲对话,给他送去一件独特的怀念礼物,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就有了这篇“王父十教”。
上图:作为黔西一中老校长的王荣江(王父),在庆祝母校八十寿诞的日子里,为其工作了一生的学校题词:“你八十我也八十,我俩同庚同寿”
一、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我7、8岁时,生活粗拉,不重细节,不仅早起不爱叠被子,也不注重卫生,很少严格遵守如“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之类的规矩。家里人都说我邋里邋遢,而我却不以为然,还振振有辞:“男子汉大丈夫,怎能受累于这类小事?”
我家祖上是黔北甘溪河有名的士绅人家,家大业大,儒风尤炽,因而在父亲身上始终体现着那与众不同的儒雅气质。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除了努力工作外,平时常常身着一套笔挺的黑尼外套,内穿一件白府绸衬衫,脚蹬一双乌黑的牛皮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在我们那小县城确是鹤立鸡群,完全一幅整洁干练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个周日的早晨,我又一次因“不拘小节”而深陷批评的漩涡,并由此发生了争吵。父亲见状,不仅沒参与挞伐,反而用一个典故为我解了围。他说的是清代湘人刘蓉的故事:话说刘蓉少时抱负远大,但不拘小节,书房地面总是杂乱无章。其父前来询问,他答,读书忙,无暇于小事;其父再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刘蓉遂面露羞色,无言以对。从此刘蓉改变了自己,进而劝导别人“君子之学,贵乎慎始”,并被其挚友、一代名臣曾国藩誉为“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的古文学家。
那时,我实在年幼,又处在“革命者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疯狂年代,对父亲的教导感受颇浅。只知道,志存高远与注重细节是不矛盾的。然而时隔不久,父亲这一“庭训”的影响就开始显现出来。无论是13岁时离家去当泥水匠学徒工,生活需自理,还要照顾师傅的起居,还是上大学前担任家乡体委女篮教练,带队巡回比赛,“既当爹,又当妈”,我都能把诸多事宜全都安排得有条不紊,这与父亲所传授的“一屋与天下”关系理论是分不开的。
我现在虽然很少亲自处理小事琐事,但行大事之余从不轻小事,生活极有规律、从不拉三掉四。由此,为自己获得了更充分的生命和生活质量。
在日常工作中,我经常教育青年员工万事讲究明察秋毫,所有计划需要以“下要保底,上不封顶”,“上接天、下接地、中间市场要通气”,以及“微观在手,宏观在握”等观念为指导。其实,这些基本思路的产生都应归功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中华传承的家训。
二、阳明心学
我9岁时,在经历了三年疯狂时期后,中国经济初步得到恢复,刚刚走上正轨。就在人们勉强有碗饭吃的时候,国家领导层又发动了所谓的“四清”运动,处处都在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在黔西,父亲突然被定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首先成了批斗对象。究其原因,荒谬简单得今人实在难于理会。因为奶奶一年多前在老家去世时,父亲带着母亲和大哥回乡奔丧,在奶奶墓前立下一块石碑,碑额刻着“光前裕后”,而碑文中有“吾母宽厚仁慈,人多沐其德”等词句。由此,弥天大祸从天而降。
有几天,我突然觉得父亲出去上班的时间少了,呆在家里的时间多了,在家说话的时间少了,读书思考的时间多了。直到一天学校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去公园参观一个专为“立碑事件”设立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我才发现了父亲反常的秘密。当所有老师和同学向我抛来异样眼光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一片空白。
那时候,我刚度过了识文断字的初级阶段,开始迷上了一套讲解中国成语的连环画。父亲常常在家,正好可以随时给我讲解读不太懂的书中故事。当有一次我问起什么是“龙场悟道”时,就见父亲的脸上一扫阴霾,突放光彩。父亲说悟道的主人是我们的同姓本家,悟道的地点就在离我们家不远处的修文龙场。话说古代贵州属于瘴疠之地,是朝廷贬官和充军发配的首选。时任兵部主事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罚贬至龙场驿。那年头,贵州只有奢香夫人修建的五尺道与外交往。这条道从贵阳经黔西、大方、毕节、乌蒙山通往云南,而龙场驿则是五尺道上的第一休息站,王阳明在此当了“驿丞”,相当于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招待所的所长。仕途中辍,王阳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利用这难得的淸闲,潜心悟道,终于得出了“心学”。
什么叫心学?父亲只告诉我三句话,“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那时我呆呆地看着父亲,根本不明白这些短语的意思。但就在那一刻,父亲在我心里播下了爱好哲学的种子,使我后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情有独钟。等到过了而立之年、智慧趋于成熟的时候,我才进一步理解了这三句话的真正内涵,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曾国藩、蒋中正都如此推崇王阳明。
现在王阳明似乎在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其学说已被炒作成了一个类宗教类的神物。其实,阳明心学既简单,又深奥,说到底就是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学之伟大在于它突破了脱离实际、禁锢社会的程朱理学,提倡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与阳明心学不谋而合,我一直认为做战略策划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以方法论为武器,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是一种对事物规律的研究,而绝非小点子、小技巧。
上图:王志纲2000年回乡祭祖
三、孝悌之学
我10岁那年,由于黔西中学的教学需要,父亲已经重返领导岗位,并且又在省教育厅的推动下,开始到处宣讲他那“三读”、“六要”、“两全”、“三标准”、“四注意”的教学经验。一天,我在家里向父亲提出了对由“孝子贤孙”而引发的“立碑事件”的许多疑惑,父亲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而是讲述了王家在甘溪河辛勤耕耘几百年的历史故事,最后还特别解释了一番家庭和家族的和睦之道,并教导我懂得了什么是“孝悌之学”。
孝悌需要话说两头,孝就是对父母之爱的尽力回报,悌是兄弟姊妹之间的全心友爱。孝悌之学是双向的,其表现应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不只是要求别人应该如何。父亲还教导我说,晚辈对长辈的“孝”要遵行厚养薄葬的原则:在老人有生之年,尽力尊长行孝,而在长者逝后丧事,则应从简而行。这正如东晋文人陶渊明诗中所言:“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50年过去,所有这些我都谨记于心,竭力遵守,并希望传承下去。
通过孝悌之学,我了解了孔子;再通过孔子,我了解了传统文化。前年底,我写的一篇题为《新常态的关键在于“三个重建”》的文章曾被广为流传。文中我一再强调国家现在迫切需要重建文化,尤其是中华的传统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认为,如果能将孝悌之学发扬光大,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和重视,那么中国最好的扶贫方式将会从你最亲近的人们身旁展开。亲朋好友,有穷有富,但倘能贫富携手,富者从身边做起,从三亲六戚、父老乡亲做起,定能走岀一条中国式扶贫的康庄大道。
上图:王志纲在以父亲名义捐赠的黔西一中“荣江图书馆”前留影纪念
四、兄弟阋墻,外御其辱
到了11岁时,文革开始了。父母相继成了批斗的对象而被关进了牛棚,只有为了理发、洗澡等事宜才能回家住上一晚。家中没有了主心骨,吃饭、睡觉自然就乱了章法。我和长我一岁的二哥常常打架,不是白天为了抢吃的,就是晚上为了抢被子。
有次父母同时回来,看到儿子们面红耳赤、你争我夺,母亲着急,前来训斥我们,而父亲在旁微微一笑,说出一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话来。父亲以此告诉我们,家庭内部、兄弟之间意见不合而争吵实属正常,然而矛盾有主次之分,大敌当前时,次要矛盾要让位于主要矛盾。此即“求大同存小异”之谓也。
当时,我对这些咋听起来有点儿似是而非的道理理解不深。后来渐渐长大了,懂的也就多了起来。大至一个国家,中至一个省区,小至一个家庭,“兄弟阋墙”,并不罕见。但若只会汲汲于蝇头小利,鼠目寸光,做不到求同存异,那将会一事无成。由此,我深刻理解了“战国时期合纵连横以抗一强”、“二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道理。
无论何时何地,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怎样求同存异,共同把蛋糕做大做好,才是上策,千万不能陷入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思维之中。
五、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我12岁时,父亲叫我背诵《周易》中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在我的记忆里,本不富裕的家里一直有一些穷亲戚、穷学生前来走动,而父亲总是慷慨接待、接济。长此以往,月底家里的生活就会捉襟见肘。由此引来母亲的不满,家庭矛盾眼看就要发生。这时父亲就常常复诵这句话安慰母亲,同时也用来教导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