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Ⅰ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本应是隆重纪念的历史节点,但到目前为止,还基本上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我想这种情况,可能与特朗普带头掀起围堵中国的浪潮,从而引发国内外空前复杂的矛盾有关系吧。全社会充斥着各种疑惑、迷茫、焦虑,甚至不同的声音,中国又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前。
面对危机,古圣先贤早就告诉过我们:“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世界上从来没有神仙和皇帝,没有救世主。我们只能叩问过去,回望昨天从哪里来?才能搞清楚明天究竟要向哪里去。
40年改革开放,是一部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伟大史诗,其壮丽程度,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期间不仅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使中国的国力跃升到世界第二,更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思想遗产。只要我们尊重常识、敬畏规律,一定可以从中找到这个古老大国突围与复兴的密钥。
1978年,我正好是23岁青春作赋的年纪,上大学、进社科院、当记者、办智库一路走来,在人生最黄金的40年里,我有幸参与、穿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探索全过程,也是这一部伟大史诗的亲历者、受益者、观察者甚至推动者。
在当今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恰逢喜马拉雅FM的盛情邀请,我自己也觉得责无旁贷,有必要对40年来的变化与得失做一次系统的梳理与回顾,两相结合之下,才有了《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年》这档课程。
效率与公平
Ⅱ
40周年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明天向何处去?很多人众说纷纭,我认为,这一场伟大的奇迹离不开对效率与公平的再认识。
公平与效率之争,是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到了近代愈演愈烈。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两三百年的近代史上的成与败、兴与衰、发展与停滞,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问题。
公平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与理想,从《礼运·大同篇》中的天下大同,到《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再到西方的乌托邦、太阳国,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公平”二字前赴后继,奉献一生。
但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实验场所不同。很多美好的愿望一旦把社会作为实验场,就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稍有差池,代价就是几代人命运的波澜与转折。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用知行合一的实践来探索最合适的发展道路。
回顾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探索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实离不开公平与效率这个主题,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而生,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从残酷殖民到血汗工厂,效率提高的同时,公平几乎泯灭。因此列宁曾经有一个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在公平、正义旗号的引导下,苏联、东欧等国家也开始了另一条政治实践之路。
令人遗憾的是,资本主义没有像预言一般灭亡,而是在危机中一次次更新,伴随苏东波(苏联、东欧、波兰)的解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按照学者福山的说法,《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美国模式仿佛成为了唯一的“真理”。美国也从此开始布武天下,一手大棒,一手圣经,雄踞世界之巅。而且身处资本主义阵营的北欧各国,其社会形态反而更像社会主义。贫富差别小,社会福利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很稳定,甚至走向了过分强调公平、高福利的极端。
就在历史的尘埃看似已经落定的时候,一个另类的国家异军突起,这就是中国。仅仅四十年的时间,中国从一个濒临破产,被开除球籍的破落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威胁到自诩为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我们昨天究竟做对了什么?我们未来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更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我认为,中国奇迹的密钥在于高效率,正如小平所说: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有助于提高效率的举措,都敢闯敢试,甚至不惜做出妥协与让步,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凡是不利的因素,全部都要摒弃掉。
当然注重效率,不代表否认公平的意义与价值,但必须承认,今天五纵七横、全国布局的交通网络;中央财政巨额的转移支付;覆盖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战略,都是拜强大的国力之所赐。而强大的国力,正是来自对于高效率的追求。把蛋糕做大以后,才能谈到如何分配。没有效率的一片赤贫,公平从何谈起?
我坚信,公平和效率最终会走到一起,但一定不会是同时走到终点。如果我们逆潮流而动,去追求表面上的公平,甚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为了公平而公平,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结局。
约翰·洛克,英国哲学家,1632-1704
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已经充分的说明英国政治学家洛克的论断“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这句话本来是常识,但是一旦兑现就是灾难。财产一旦公有,就会丧失效率,形成铁饭碗;权力一旦私有,就会产生专治与腐败,这是人性使然,中外概莫能外。
关于公平与效率,还有一个经典的比喻,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车头就是诞生于市场经济土壤的企业家阶层,这个阶层所提供的就业、税收和社会服务支撑起了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活力。如果我们追求平均主义,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车厢上,最后就会变成一小时只跑五公里的印度火车,车厢上、车顶上挂满盲流,步履蹒跚,道理永远都是这么简单易懂。
小平伟大之处就在于此,他根本不受教条的影响,不受意识形态的捆绑,他唯一的立场就是:别给我唱什么高调,别讲什么大道理。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热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中国不能被开除球籍,所以发展就是硬道理。
此言此行,体现出的是伟大的政治家风范,中国并不是必然会出现邓小平,他出现了,并且改变了中国,这是中国的幸运。也正是因为小平坚定不移的践行“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个原则,才有了这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但在肯定邓小平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一切的成就,都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历史的力量,时代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只有顺应这股力量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领跑者。
3+1改变中国
Ⅲ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参与者、观察者,同时也是推动者,我有幸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国这40年的改革实践之所以成功,我把它概括和总结起来,无非是3+1。
1逼出来的改革
如果没有危机,没有一群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优秀人士,能够为人民着想,实事求是,通过危机倒逼改革,中国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但逼也有两种逼法,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还在高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极左的“逼”法,这种逼法无疑祸国殃民。
邓小平的“逼”法就在于承认现实,摒弃教条,这种“倒逼”概括成两句话,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这两个车轮协同运转,成就了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会议公报
既然改革是逼出来的,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但有一个原则永远不变——发展就是硬道理,增加财富,提高生产力。这样才能让人民得到实惠。
于是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开始了。小平不仅支持建立特区的尝试,肯定广东的探索,甚至默许了袁庚在蛇口工业区所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这些堪称石破天惊的举动,推动了中国飞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今来看,如何评估其意义也不为过
从意识形态上撕开一个口子后,效率优先开始逐渐成为共识,效率成为衡量事物的重要标准,那么究竟做什么、怎样做才能提高效率呢?
2放出来的活力
想要效率,最重要的就是松绑。
1978年之前,老百姓真的是手也绑住、脚也绑住,农民甚至不会种田了,种什么?怎么种?种多少?全部由上面下文件定。全中国都是一个脑袋想问题,十亿人不想问题,一个部门——国务院计委指挥工作。十亿人不考虑工作,生产什么?卖什么?卖多少?都由政府来考虑。所有的人都把脑袋关闭以后,就离死亡不远了,离崩溃不远了。这是对生产力的极大扼杀。
而这背后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人民、社会失去了活力。所有的人都不思考问题,懂的人不让做,不懂的人瞎指挥,这种做法的理论支撑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
所以在邓小平摒弃掉教条,敢于放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全中国释放出了巨大的活力,首先第一个是农村放开,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耕者会种田,短短两年时间,农民就解决了几十年解决不了的吃饭问题,不仅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而且还释放出了80%的剩余劳动力。
最开始的政策叫做“离土不离乡”,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可以搞乡镇企业、搞副业 ,但不能离开这个区域,这种政策也为乡镇企业创造了土壤,很多日后的大企业都诞生于这个时候。
伴随农民的能量越来越大,乡镇企业已经束缚不住他们的活力,他们开始走州串县,开始进北京,到上海、到广东。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默许、承认。慢慢的开始闯出来一片新天地,农村出现了乡镇企业的同时,也释放出了上亿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