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子已破，群鸟竞飞。“换脑子，找位置，探路子”成了各地人们解放思想的着眼点。

“东西南北中，大家往前冲”，都怕挤不上新一趟快班车再被拉下。

摆脱经济周期性痉挛的关键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已是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及重大命题。

群鸟竞飞

“空中巴士”庞大的机体终于稳稳地停靠在首都机场。拖着疲乏的身体，我们回到了北京。

从6月初出发，到8月中旬返京，长达两月半的时间里，冒着炎炎夏日，我们以沿海、沿江、沿边为线，对我国经济的诸多热点问题进行了大跨度的调查采访。沿途所见让我们深深感到，以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为契机，我国终于迎来了深化改革、全方位开放、经济争上台阶的新一轮发展良机。同时，亦感到在迅速升腾的经济热中，夹杂着那似曾相识的各种新矛盾。

实施改革开放十三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出现过三轮周期性调整。其间，经济虽有热有冷，有放有收，但不论是矛盾的产生还是解决矛盾的方法，无一不是集中体现在“笼子”的松和紧上。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伴随主观客观条件的深刻变化，“笼子”已经不能约束日益健壮的“大马”。对今天的宏观经济格局和发展态势，许多学者、专家及省市领导人多倾向于这样的概括：笼子已破，群鸟竞飞。

“闯”和“放”

记者在沿海、沿江和沿边的一些省市采访时，强烈地感受到，通过学习、贯彻小平南方讲话精神，“换脑子，找位置，探路子”成了各地解放思想的着眼点。以开放促改革，以放开促发展，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成了人们的共识。

在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学习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结合我国、我省实际，我们算是开窍了，这就是一切为了国家富强，一切为了人民富裕，一切围绕搞富。对一切同搞富相抵触、一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地方都要冲破。着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尺度和标准，只要依照这个标准，我们就什么事都敢干！

在东北，辽宁省委书记全树仁告诉记者：这些年困扰辽宁的所谓“东北现象”，说透了就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搞不活。以往思想不解放时，明明国外有不少成功的东西有助于我们搞活大中型企业，可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帽子就捆住了人。小平同志帮助我们冲破了禁区，现在我可以说，借用资本主义成功的东西，“东北现象”可以改变，而且已在改变。

思想解放带来了一系列实践成果，具体反映在勇于破“笼子”上。不少省市对如何突破“笼子”束缚，敢“闯”、敢“创”问题都有了红头文件。山东省一位负责同志说：过去我们是没有红头文件不敢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不敢干；通过解放思想，我们决定今后各级政府，只要是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闯”什么？广东省提出了只要“不走错路、装错包、上错床”，都可以干。

为使各级政府有“创”和“闯”的政策保证，今年以来，许多省市采取了放权措施。对属于省里的权力，山东省原则上权放一格或委托下一级承办。江苏则将省一级的不少权限一直下放到乡一级。其中，尤以将3 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审批权下放到乡政府的举措对邻近省市的震动最大。对照江苏，大家都在反省自己。

由于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各地改革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大。特别是沿海地区热点变热土，出现了“外商投资热”、“房地产开发热”、“土地成片出让热”、“第三产业热”、“股份制和开发区热”。尤其是同前些年视闯“红灯”、破“笼子”为越轨的观念相反，闯“红灯”如今成了不少地方乐于尝试的实践。

随着各地“闯”和“放”的实践越来越多，条条和块块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了，许多地区和单位要求经贸、海关等条条部门给权、发证和放行，不同意就采取变通的做法。

“广东示范”的震荡

各地敢“闯”敢“放”，与“广东示范”的影响有关。在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广东示范”无一例外地成了各地学习研究的重要内容，一批批外省市的领导人纷纷去广东取经、考察。

“对于广东，我们上海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行——不过——不错’的‘三不’阶段。”在上海采访时，一些领导干部向记者谈了他们的“广东观”：开放之初，从传统角度看广东，我们上海人的评价是“不行”，看不上眼，认为像他们那样的经济发展，无非是钻了国家政策的空子，是歪门邪道；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眼见广东经济呼啦啦上去了，在不得不承认广东真是上得快、搞得活的同时，加了一个“不过”，对他们变通中央约束之策持保留态度；而今，算真正服气了，不仅在经济成就上服气，而且深感广东闯出了一条阳关大道，一条“放得开，搞得活，上得快”、自己解放自己的成功之道。

上海市长黄菊告诉记者：改革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国地方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实践证明，先放后导、边放边立，应为明智之举；只有放手让各地试一试，才可能找出切合各地实际的发展路子来。

“广东示范”对各省市造成的震撼是深刻和广泛的。一些内地省市的干部说，经过三年治理整顿，再下广东学习，回头对比自己，顿时陷入一个两难之境。广东经济大发展，说穿了，就是从本地实际和利益出发，对中央的要求适合自己的就听，不适合自己的就变通。例如资金，国家搞笼子控制，它就找别的渠道；中央让经济降温，它自营照搞。回过头来看，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的经济发展了，是硬道理，而我们听话的却落后了，里外不是人，群众有怨气，上面不满意。结论是：再也不能唯上而要唯实了。

山东省结合学习广东经验，在解放思想的同时，由纪检、监察、法制部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参加，对全省现行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一次彻底检查。除了查那些不适应新形势、需要修订的政策外，还要查外省市已经实行并取得成效的“变通”政策是否已被采用。

与此同时，广东理论界一些人士提出了“改革要向产品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笼子经济——突破”的意见。上海理论界出现了先放后导、通过彻底实施市场取向的变革，来最终解除高度集中的旧体制的武装的观点。

各地经济发展均驶上快车道

思想大解放的直接结果是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迈开了大步子。各省市领导部门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均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发展战略，提出了高速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目标。

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沿海地区，广东制定了“跳跃”式发展、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目标；福建提出了“南北拓展，中部开花，连片开发，山海协作，共同发展”的战略，计划用8年时间赶上广东；上海则以浦东开发为契机，决心发挥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作用，拟以10%的发展速度，用20年时间赶上新加坡。

在各项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均名列全国前茅的山东，上半年工业增长208%。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李春亭对记者说，山东具备了起飞的条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提高速度应高于全国。省里制定了“全面开放、重点突破、梯次推进、东西结合、加快发展”的战略，并确定了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保持国民生产总值10％～12%的发展速度，力争提前到1994年实现翻两番；第二步，到本世纪末翻三番；第三步，到2010年，全省经济总量赶上韩国。

沿海大跨步之时，已经滞后的内陆和沿边省市也不甘示弱，各自依据自身条件制定了发展战略。有效利用本地资源、强化县级经济实力的乡镇企业发展战略被各省区广泛采用。云南省提出了10年内乡镇企业每年按30%的速度发展的计划，北方有的省甚至提出乡镇企业几年内要翻番，要求各级政府层层落实。

各地争相加速发展的实践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上是“五快”、“二紧”。“五快”是：（1）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快，原定1992年的增长速度为6%，而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2%；（2）工业发展速度更快，上半年为19%，其中6月份超过20%；（3）信贷规模增长快，1~5月贷款额为860亿元，超过原定620亿元的指标，预计全年会突破4 000亿元的信贷规模；（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加快，上半年增长324%；（5）进出口增长快，1~7月份全国出口增长192%，进口增长33，8%。“二紧”是：交通运输紧张，能源、原材料资源紧张。1992年上半年能源、原材料大幅度涨价；交通运输成了国民经济的“瓶颈”，不少地区以运定产，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采取得力措施加快发展这些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一个关键。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议论和评估

怎样看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给我国带来的新经济形势？记者在采访中就这一问题请教了不少专家、学者和有关省市领导人，他们有的喜，有的忧。

一喜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人们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出现了空前的好形势。不少干部群众告诉记者：前些时候“反和平演变”，不少地方“真抓实干”，不用说改革开放没法搞了，连经济都发展不了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贯彻遇到困难，因为有利于经济的姓“资”，而姓“社”的又搞不活经济，政治冲击经济，到处人心惶惶，直到小平同志发表了讲话，形势才算转了过来。

二喜持续滑坡的经济终于出现了好转，各地有了改革开放的主动权。上海市长黄菊告诉记者：持续了若干年滑坡的上海经济，1992年终于出现了根本性转机。一是经济发展由低速到高速，上了一个台阶。1～5月，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39%，这样高的速度是二十多年来所没有的。二是金融市场活跃，资金由紧缺到宽余，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循环。过去，经济一加速，资金就紧缺；今年这么高的速度，资金仍相对宽余，显示了金融改革的活力。

忧的是多年来一直困扰我们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深层次矛盾，诸如产业结构比例失调问题，“瓶颈”问题再度突出——能源、原材料、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加工工业增长大大快于基础工业增长。一些省市领导形容今天的形势是：“东西南北中，大家往前冲”，都怕挤不上新一趟快班车再被拉下。

走了一路，除了经济争抢头班车，力求发展上新台阶是各省区共有的原始冲动外，宏观经济是否会出现问题也是人们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综合专家学者的分析，可分为“乐观派”和“忧虑派”。忧虑派有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协调均衡论。经济学家、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李家镐明确表示：高速度上台阶，再整治，再上台阶的做法是种浪费；局部得到，全国浪费，和当年的“大跃进”没什么区别。他认为，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创造各种条件，使经济在协调发展中获得最高、最满意的速度，即创造有条件的、有后劲的速度。他告诉记者，现在这种搞法，谁动手早谁得利，慢了吃亏，所以大家拼命往前蹿，经济必然过热出问题。

第二种，体制弊端论。原广东省体改委主任、经济学家王琢从体制上论述了经济失控的必然性。他说，原来政府部门的职能是适应产品经济纵向运行的产物，现在，它同商品经济横向运行相矛盾；原来的政府宏观调节，即以条条管理为标志的死笼子，是适应产品经济纵向运行的产物，现在，死笼子同活鸟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这个活鸟就是商品经济大鹏鸟。这个矛盾不解决，不是大鹏鸟撞破笼子，就是笼子把大鹏鸟困住。他明确地告诉记者，三年治理整顿是用死笼子把鸟困得半死不活，现在的形势，可能是活鸟要把死笼子冲破，导致通货膨胀。他认为，体制不转换，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破坏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而这种体制转换绝不是像有的学者所鼓吹的“市场经济万能论”，“无为而治万岁论”。依据广东13年实践的利弊得失，他认为：新机制应该是两只手，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市场，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是政府。只有两只手有效配合，才是最佳选择。

第三种，结构失调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冒天启认为，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加快，中国已进入高速发展新阶段。但是鉴于传统的体制结构、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高速度必然伴随通货膨胀的反弹。论据有二：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历来由投资带来，这次也不例外；二是高速度靠的是信贷膨胀支撑，信贷膨胀助长通货膨胀。

也有一些人士不认为目前经济已经过热，而认为高速度是一个新的经济启动点。

经济学家、上海市计委副主任蔡来兴认为，1992年内宏观经济运行不会有大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全国原定为6%，估计会到10%，物价指数上升幅度上半年为55%，全年可能为6%～7%。信贷规模虽然扩大了，货币发行量也增加了，但问题不大。从较长期展望，核心问题是经济能否正常循环。

中国有没有实现高速发展的有可能呢？蔡来兴认为完全有可能，关键看环境、条件是否具备。他说，从我国南方这些年的实践看，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实现起飞总要保持10～20年的发展、20%的出口增长率和10%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广东13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36%，全世界第一，出口增长率20%以上，属起飞之列。其间虽有波动，但未大起大落。原因何在？在于它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出口市场，而且国内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事实上，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也是靠市场启动的。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保证经济起飞的条件。

蔡来兴认为，分析经济形势，不能不重视如下社会新因素：一是伴随从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实现，外资正加速涌入。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支持不了，而现在，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强了资金的支撑力。二是治理整顿结束后，市场调节和各项改革的力度大大加强，微观层次上市场调节已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三是资金投入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往我国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主要靠固定资产投资，大量投入资金重复建设，资金循环易出问题。而现在，市场调节力强，加工业本身强大，利益机制对盲目投资已发挥制约作用。另外，政府导向也在发挥作用四是产业结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的重工业比重过重，轻纺加工业相当薄弱，重工业一加速，受能源交通制约，最终推动原材料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现在，加工工业比重工业强大得多，生产能力过剩。从上半年看，重工业增长虽高于轻工业，但它受“瓶颈”制约，不会导致轻工业下落。我们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大量外汇还可用于进口原材料。另外，消费品充裕，价格又已放开，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轻工企业要把原材料涨价转嫁到消费品上，东西就更卖不掉，所以不会转移到老百姓身上。

基于上述分析，蔡来兴认为：所谓经济过热、原材料涨价——牵动消费品涨价——转嫁老百姓这个链条，如今已不直接。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生长期，发展是健康的，没有出现过热，更不会出现1988年那样的抢购风。

把握大势

我国怎样才能保持一个好的发展速度？怎样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协调、稳定、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作为宏观经济中的一个老话题，伴随经济的升温，今天又突出地摆在社会面前。总结经验教训，面对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主客观条件，国际国内环境，许多经济学家和实际工作者认为，摆脱经济周期性痉挛的关键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已是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及重大命题。

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对记者说，小平同志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述，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旧观念，解决了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新旧体制的转换，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的同志说，以往一谈到市场经济，马上想到一个“公式”：资本主义=无计划性=生产无政府主义=经济危机。其实，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本质特征。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不一定排斥计划。西方国家政府是以宏观政策去体现宏观计划的，企业则按照订单合同去组织生产，这也体现出了一种计划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计划是渗透到市场中去的，更符合市场的需要，因此也是有生命力的。

经济专家们普遍认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和分配形式上仍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是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区别所在。但无论是哪种市场经济，其最基本的特性就是经济的运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本形式。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整个经济的运行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不是其他。

广东省体改委主任易振球联系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市场第一、计划第二”的观点。他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主要是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我们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观点；经典著作关于国家统一组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一些前提条件至今不具备；由于现在客观上还存在着不同的所有制，相当程度上还摆脱不了个体劳动，国家与地方之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国家计划就不可能做到各环节平衡；加之现在是由上而下地计划，由下而上地反馈情况，而统计手段又落后，信息不完全，在这种信息残缺不全的基础上制订的计划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只有把整个经济建立在市场上，经济才能正常运转。

改革开放13年来，广东经济以平均每年136%的速度迅猛发展，经济效益显著，即使在全国实行紧缩方针的治理整顿期间，也未出现大的波动，其原因何在？易振球说，这主要是得益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广东先从农业生产、流通领域入手，逐步在整个经济工作中改革国家集中计划过多、管理太死的旧体制，缩小国家指令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经过13年改革，广东经济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品种已由过去的118种减少到3种，工业方面90%以上的日用品生产由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安排，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的总产值现在只占工业总产值的7%。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已实行市场调节，全省计划统配物资品种已减至原来的1/10。投资也主要是通过市场组织，1990年国家计划投资占全省建设投资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40%多下降到441%，95%靠利用外资、企业自我积累和银行贷款。这些数字说明，在广东，市场调节已占主导地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是广东高速度高效益发展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我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显赫成就也得益于市场取向的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认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是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没有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就不会有我们党和国家的今天。”

但是，从全国范围看，市场还没有发育成熟，市场机制还未在全社会范围内成为资源的基础配置者，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矛盾和条块分割、传统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这些构成了国民经济难以全面腾飞的主要障碍和公共部门（包括国家预算和多数国有企业）陷于重重困难的基本原因。可以说，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如不进行彻底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克服这些障碍和困难，从而不可能有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美好的明天。因此，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的观点：“对市场经济进行再认识并纳入我们党的纲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用市场手段解决经济矛盾